浅眠(1/2)
<h2>一</h2>
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江米条边想耕介,想着耕介的手指、头发,还有走路的样子。
江米条清脆地在口中吱咯咯吱碎掉,吃了一半后我起身拿皮筋把袋子系上,从冰箱里取出牛奶喝。
我不喜欢夏天。夏天,总会想起那些无所谓的事。无所依傍的、感伤的,而且可笑的事。
每当发生浦肯野现象[1] ,我的心情都会变得奇怪。那种心情介于怀念和焦躁之间,似乎能想起特别久远的事,却又想不起来。
父母曾经大吵过一架。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在门口哭着紧紧抱住妈妈的腰,但爸爸硬把我拽了下来,妈妈穿上外出的鞋子出了门。我奔上二楼,扑在被子堆上大哭,几乎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般号啕大哭。哭够了,声音也完全嘶哑了。我疲惫地抬起沉重的脑袋,房间里有些灰暗,寂静无声。我孤零零地摊开腿坐在榻榻米上,眼睛微肿,望向窗外。整个小镇都是一望无垠的蓝色,那空气、那情形让我大吃一惊,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一碰到空气,似乎指尖都被染成了蓝色。带着无依无靠又焦躁的心情,我的手一直伸向窗外。
据说这种蓝色的傍晚叫作浦肯野现象。在驾校里学过,这时视野会模糊,所以要分外小心。
这话说来奇怪,但是我看到了妈妈坐电车的情形。穿着浅蓝色套装的妈妈用车站的公用电话打完电话,买了速冻橘子,坐上开往东京的快速列车,旁边坐着位胖胖的老奶奶。不知为何,在记忆里我的视点位于上方,我轻飘飘地飞在空中,目送着电车远去。然而那段记忆特别鲜明,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垂着头,侧脸很悲伤。
之后父母很快就和好了。后来听说我当时精神恍惚了一个小时,爸爸担心地叫来了医生。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段回忆,浦肯野现象总让我有些伤感。
同耕介分手一个月了。耕介是位诗人,出了两本诗集,却根本没有大卖。非但如此,我在书店都没见过耕介的书。
“书一次印多少?”有一次我问。
耕介回答:“初版一千本。”又补充说是自费出版。他那一千本诗集到底散落在何处呢,我真的很费解。
我和耕介在一起生活了半年,耕介爱我,我也爱他,我觉得那是单纯的爱。相遇后我们立刻凭直觉理解了对方、爱上了对方。
“实际上很像野鹿的交配啊。”
过了很久,耕介这么说。
我们经常在一家叫“木棉屋”的酒馆约会。木棉屋位于涩谷的后街,是一家又便宜又好吃的小店。我们在那里小口喝着冰过的日本酒聊天,能待上好几个小时。耕介小时候想当寿司店的老板,中学时打篮球把鼻骨打裂了,这些都是在那家店里知道的。耕介平时不爱说话,但喝点酒就有些饶舌,我得以对宫泽贤治、弥尔顿,以及北原白秋和普雷维尔了如指掌。我觉得耕介也清楚离婚诉讼中孩子的处境和现状(这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
耕介从没说过他的妻子,他并不是想隐瞒已婚的事。对我们的恋情来说,他有没有妻子都无所谓。这话也许听起来很傲慢或随便。但世上的确存在只能如此相爱的人。
第一次去耕介公寓玩的时候,那个房间井井有条得甚至煞风景,无论从哪儿看都没有家的气息,所以当他说“我老婆现在不在家”时,我有些错愕。
“哦?她在哪儿?”
“长野,回娘家了。”
“哦。”我又说了一遍,话题就此打住。
“你离合器踩得不好啊。”教练在副驾驶座上说,“不能再流畅些吗?其实我很想用手按你的腿靠感觉来教你踩离合器。不过要是这么干的话,会啪唧挨你一巴掌吧。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哪,莫名其妙地误会别人。我这边明明是出于好意。哈哈哈哈。”
教练声音空洞。这人特别能说。
信号灯变成红色。踩下离合器和刹车,挂到低挡。“哦,这次刹车不错,先用发动机制动,然后慢慢踩两下脚刹。会很轻松地静静停下来。嗯,你只有刹车做得挺好。”
我含混地笑笑,附和了一声。冷气开得那么足,教练还是满头大汗,一直用皱巴巴的手帕不停地擦脸。
和你分手的话,我要去考驾照。我这么说的时候,耕介说“别这样”。那是初夏,我扑通坐到床上,喝着耕介沏的抹茶。午后的风从窗外沙沙吹来,耕介在床上看书,我们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如此在床上度过。
我问:“你知道特蕾西·查普曼那首《快车》吗?”
耕介仍旧埋头看书,回答说不知道。我把茶杯放到地板上,钻上床,堵住了耕介的嘴唇,让起泡的嫩绿液体滑进去。
“喂,打方向灯!左转啊,左转!”被焦躁的声音催促着,我在十字路口左转,驾校的大楼立时出现在眼前。
“嗯,先给你盖个章吧。”停下车,教练擦着汗说,“踩离合器要注意啊。”
“好。”
“剩下的基本都还好,最主要的还是得熟练。”
“好。”
说完“谢谢您”,我下了车。盛夏的骄阳射向头顶。
我在大厅的自动售货机买了冰咖啡,坐在沙发上喝。冰冰的,嗓子很舒服。暑假期间驾校学员爆满,占据一角的电视里正在转播高中棒球赛,周围聚集了很多人。
在电脑上预约完下次练习后,有人捅了下我的肩膀,是阿彻。这男孩个子高得吓人,晒得黝黑的肌肤同橙色的polo衫很相配。
“你好!”阿彻说,“我觉得可能是你,但想要是认错人就窘了。幸好没搞错。”
看着阿彻笑逐颜开的面庞,我想这男孩一定很讨女孩子喜欢。
正值梅雨期,下雨的清晨电话响了,耕介接了电话。我身上裹着被单正睡得迷迷糊糊,朦胧中听到耕介说“那我等你”,然后挂了电话。耕介回来时双脚冰凉,我翻了个身,听到他点上烟说:“下周,我老婆说要回来。”
我没说话。混杂着雨声,自行车停下的吱吱声传来,我围上被单奔向窗口,看到总来收钱的送报生从盖着塑料布的车筐里抽出一份报纸,便打开窗户。“送报纸的!”
男孩抬起头,在雨中眯着眼睛看我。
“干什么?”
“麻烦你上来一下,有事!马上就完,二楼最边上,二零七!”
我喊完后关上窗,拨开沾在脸上的头发。耕介无奈地熄了烟。
送报生很快就来了。门铃响起,打开门,他站在那儿,黑色的雨衣上还滴答着水。
“进来,把门关上。”
男孩乖乖按我说的做了。
“喂,说‘你别走’!”我冲卧室喊道。
“是跟送报纸的说,还是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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