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2/2）

薇安妮感到泪水刺痛了自己的双眼。“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安托万总是会打点一切。我哪能对付得了国防军和盖世太保呀。”

“别去想他们是谁。想想你是谁，你能忍受什么样的牺牲，以及什么事情能够击垮你。”

“任何事情都能击垮我。我需要更像伊莎贝尔一些，她从来都很笃定。对她来说，战争非黑即白，似乎没有什么会使她害怕。”

“伊莎贝尔眼下也会遇到信仰的危机，我们都一样。一战的时候，我也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我知道困难才刚刚开始，你必须保持坚强。”

“坚信上帝。”

“是的，这是当然，但不仅仅要坚信上帝，我恐怕祈祷和信仰是不够的。正义之路往往充满荆棘，准备好，薇安妮。这只不过是你面临的第一次考验。吃一堑，长一智。”院长俯身过来，再次拥抱了薇安妮。薇安妮也紧紧地抱住了她，紧贴着羊毛修女制服的脸感到一阵刺痒。

松开手，她感觉好了一些。

女修道院院长站起身来，拉住薇安妮的手，把她也拽了起来，“也许你这个礼拜可以找时间来看看孩子们，给他们上一堂课？他们喜欢你教的绘画课。可想而知，最近有不少人都在抱怨肚子饿。感谢上帝让修女们拥有一座不错的花园，羊奶和奶酪更是天赐之物。不过……”

“好的。”薇安妮回答。所有人都知道肚皮空空是什么感觉，尤其是孩子们。

“你并不孤独，你也不是那个需要负责的人。”修女温柔地说，“有需要就开口求助，有能力就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我们事奉上帝的方法——也是我们照顾彼此和自己的方法——在如此黑暗的年代里。”

你不是那个需要负责的人。

回家的路上，薇安妮一直都在思忖修女的这句话。

她总是能从自己的信仰中获得极大的安慰。无论是母亲刚开始咳嗽时，还是后来咳得厉害到会在手绢上留下一摊血迹的时候，薇安妮都会用祈祷来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帮助，指引，一种欺骗找上门来的死神的方法。十四岁时，她曾承诺上帝，自己愿为他做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要他能够饶妈妈一命。当祷告没有任何作用时，她又祈祷上帝赐予她处理后事的力量——她的孤独、爸爸忧郁而又愤怒的沉默与醉酒后的狂暴，还有伊莎贝尔的哀号与黏人。

一次又一次，她找到上帝，祈求帮助、承诺自己的忠诚。她想要相信她既不是孤独的，也不需要负责，更确切地说，她的生活正根据上帝的计划铺展开来，即便她自己看不到。

不过，此时此刻，她却感觉心中的希望就像锡铁一样又轻又软。

她的确是孤独的。除了纳粹，没有人能手握大权。

她犯了一个可怕而又严重的错误。无论她多么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她都已经无力挽回；尽管事情有时候会覆水难收，但一个好女人会承担起责任——过失——勇于道歉。无论她是或不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她有着什么样的缺点，她都想要成为一个好女人。

因此，她知道自己需要做些什么。

尽管如此，当她走到瑞秋家的小屋门口时，却发现自己还是有些动弹不得。她的双脚沉重万分，心里更是仿佛压着一块磐石。

她做了一次深呼吸，敲了敲门。随着屋里传来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门开了。瑞秋一只手抱着熟睡的儿子，另一只手上则挂着一块粗棉布。“薇安妮。”她笑着说道，“进来吧。”

薇安妮差一点就怯懦了——哦，瑞秋，我只不过是顺道过来和你打声招呼。然而，她却深吸了一口气，跟着自己的朋友进了屋。在燃烧的壁炉旁，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张舒服的软垫椅上。

“抱着阿里，我去给咱们泡杯咖啡。”

薇安妮伸出手臂接过了熟睡中的婴儿。看到他紧紧依偎着自己，她拍了拍他的后背，吻了吻他的后脑勺。

“我听说红十字会已经给战俘集中营里的人送去了一些补给包。”过了一会儿，瑞秋开口说道，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走进了房间。她把其中一杯咖啡放到薇安妮手边的桌子上，“女孩们去哪儿了？”

“在我家，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可能正在学习怎么开枪射击吧。”

瑞秋笑了。“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技能呢。”她把粗棉布从肩膀上拽了下来，扔进一个装着缝纫用品的草筐里，然后坐在薇安妮的对面。

薇安妮用力地嗅着纯洁的婴儿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甜气息，抬起头时发现瑞秋正凝视着自己。

“这会不会就是那种日子中的一天？”她小声问道。

薇安妮不安地笑了笑。瑞秋知道薇安妮有时会哀悼自己曾经失去的那些孩子，并祈祷自己还能再多生几个。当瑞秋怀上阿里时，两人的关系曾经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问题不大——她为瑞秋感到高兴……却也心存一丝嫉妒。“不。”她回答，缓缓抬起下巴，望向了闺密的眼睛，“我有些事情想要告诉你。”

“什么？”

薇安妮吸了一口气，“你记不记得我们写明信片那天？我们到家的时候，贝克上尉正在家里等我。”

“记得。我还提出要陪你进去呢。”

“我真希望当时能有你陪，不过我猜那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会等到你离开的。”

瑞秋的音调开始升高了，“他是不是——”

“没有，没有。”她赶忙回答，“不是那回事啦。那天我回来的时候，他正在餐桌旁工作。他……问我要一份名单。他想要知道我们学校里有多少老师是犹太人或共产党员。”她停顿了一下，“他还问了同性恋和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好像大家会把这种事情拿出来说似的。”

“你告诉他，你不知道。”

满心羞耻的薇安妮移开了目光，不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她强迫自己张开了嘴：“我把你的名字告诉了他，瑞秋。还有其他人的名字。”

瑞秋愣住了，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一对深色的眼睛显得格外突出，“然后他们就开除了我们。”

薇安妮用力咽了一口唾沫，点了点头。

瑞秋站起身来，不曾停歇地走过薇安妮的身边，根本没有理会她口中“求你了，瑞秋”的祈求，趁她还没有来得及触碰自己之前便离开了。只见她走进自己的卧室，重重地甩上了房门。

时间在吐息之间、祈祷之中和椅子发出的吱呀声中缓慢地过去了。伴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薇安妮望着炉上座钟纤细的黑色指针不断向前走着，有节奏地拍着婴儿的后背。

终于，房门打开了。瑞秋走了回来。她的头发一团糟，看上去刚刚被她用手拨弄过；两颊也布满了污渍，似乎既焦虑又生气，也许两者都有。她的眼睛也哭红了。

“我很抱歉。”薇安妮说着站起身来，“原谅我。”

瑞秋走过来，停在了她的面前，低头注视着她。她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稍纵即逝的怒气，随即又被顺从所代替，“镇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犹太人，薇安妮。我一直都为此感到骄傲。”

“我知道，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应该帮他。我很抱歉，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你的，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我当然知道。”瑞秋笑声答道，“不过薇，你要小心一点。我知道贝克年轻英俊、亲切有礼，但他是个纳粹。他们都是危险的。”

1940年的冬天冷得让所有人都终生难忘。大雪日复一日地下着，给树木和田野都盖上了一层毯子，冰柱在下垂的树枝上闪烁着亮光。

即便如此，伊莎贝尔每个星期五还是会一早就爬起来，赶在黎明到来之前四处分发她的“恐怖分子传单”——纳粹们眼下就是这么称呼它们的。上个星期的传单跟进了北非的军事行动，提醒法国人民，这年冬天的食物短缺问题并不是法国遭到英国封锁的结果——纳粹在宣传中是这样坚称的——而是由于德国人洗劫了法国所有农副产品所致。

如今，伊莎贝尔已经发了好几个月的传单了。实话实说，她并没有看出它们给卡利沃的百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许多村民仍旧支持贝当，更多的人则是毫不在乎。令人感到格外困扰的是，她有不少邻居都十分尊敬德国人，认为这群年轻人只不过是些孩子，然后继续埋头艰难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心只想远离危险。

当然，纳粹已然注意到了这些传单。为了巴结德国人，有些法国男女会用上各种机会——把自家信箱里出现的传单交给纳粹就是起点。

伊莎贝尔知道德国人正在寻找印刷和分发这些传单的人，不过并不是很上心，尤其是在这样大雪纷飞的日子里，而所有人又都在谈论伦敦的闪电战。也许德国人心里明白，一张纸片上的只言片语是不足以扭转战势的。

今天，伊莎贝尔躺在床上，身旁的索菲像株小剑蕨一样蜷缩着，而薇安妮则在女孩的另一边沉沉睡着。如今，这三个人全都挤在薇安妮的床上睡觉。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她们把家里能够找到的所有棉被和毯子都盖在了身上。伊莎贝尔躺在那里看着自己呼出来的气聚集成了薄薄的白色云雾，然后消失不见。

即便穿着羊毛长筒袜睡觉，她也知道地板是多么的冰凉。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清楚这将是她一天中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她硬着头皮悄悄从一堆棉被下面钻了出来。躺在她身旁的索菲呻吟了一声，转过身去寻找母亲的身体取暖。

当伊莎贝尔的脚碰触到地面时，疼痛一下子袭上了她的胫骨。她抽搐了一下，跛着脚走出了房间。

楼梯长得仿佛没有尽头一般——她的脚疼得太厉害了，都怪那些该死的冻疮。这年冬天，所有人都逃不出它们的魔爪。这恐怕是由于缺少黄油和脂肪引起的，但伊莎贝尔心里清楚，这完全是寒冷的天气、满是窟窿的袜子和接缝处开了线的鞋子惹的祸。

她想要生一堆火，渴望感受哪怕只能持续片刻的温暖，真的——但家里所剩的木头已经不多了。一月底，她们已经动手拆掉了谷仓的木料作为柴火，还烧掉了工具箱、旧椅子等任何找得到的东西。她给自己烧了些开水，喝下一杯，让水的热度和重量欺骗自己的胃，让它以为肚子里并非是空空如也。她吃了一小块不太新鲜的面包，用报纸把自己裹了起来，然后披上安托万的外套，戴上连指手套，踏上靴子，还在自己的头部和脖子上缠了一条羊绒围巾。即便如此，在她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还是忘记了呼吸。她关上身后的房门，在雪地里跋涉了起来，满是冻疮的脚趾随着她的每一个脚步悸动着隐隐作痛。即使戴着连指手套，她的手指也还是一下子就被冻僵了。

外面静得出奇。她穿过齐膝高的积雪，打开破损的院门，迈上了白雪皑皑的马路。

因为寒冷和积雪，她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才送完自己的传单（这个星期的内容讲的是闪电战——德国人一夜之间就在伦敦上空丢下了32000枚炸弹）。破晓时分，黎明的微光弱得就像是找不到肉的肉汤。她是第一个站到屠夫家的肉铺门口的，但其他人也很快跟了过来。清早七点钟，屠夫的妻子推开窗户，打开了铺门。

“章鱼。”那个女人说道。

伊莎贝尔感到一阵失望，“没有肉吗？”

“没有法国人的份，小姐。”

她听到身后那些想来买肉的女人嘴里发出了怨愤的声音。远处，一些清楚自己连章鱼肉都没有运气买到的女人嘴里的抱怨声就更大了。

伊莎贝尔拿上用纸包好的章鱼肉，离开了肉铺。至少她还能买到些什么，镇上早就没有罐装牛奶了，就算是使用定量配给卡或去黑市都买不到。站了两个小时的队，她幸运地买到了一小块卡芒贝奶酪。她用一条厚毛巾盖好篮子里的这些宝贝，一瘸一拐地走上了维克多·雨果大街。

路过挤满了德国士兵和法国警察的咖啡馆，她闻到了现煮咖啡和新鲜烘焙的羊角面包的味道，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小姐。”

一个法国警察朝她干脆利落地点了点头，示意她让开一步。她向旁边挪了一步，看着他在一间废弃店铺的门口橱窗里贴上了一张海报。第一张海报上这样写道：

<b>通知

以下人等因间谍活动被枪决：犹太人雅各布·芒萨尔、共产党员维克多·亚布罗斯基和犹太人路易斯·德福瑞。

第二张海报上写道：

<b>通知

从今以后，因任何罪名或违法行为遭到逮捕的法国人都将被视为敌对人士。在法国针对德国发起敌对行为的敌对人士都将被枪毙。

“他们要平白无故地枪毙法国老百姓？”她问道。

“别吓得脸色苍白，小姐。这些警告可不是针对你这种漂亮女孩子的。”

伊莎贝尔盯着那个男人看了看。作为一个法国人，他比德国人还要糟糕，竟能对自己的同胞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也是她痛恨维希政府的原因。如果让半个法国脱离自治会把他们全都变成纳粹的傀儡，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舒服吗，小姐？”

多么的热心，多么的体贴。如果她说他是个叛徒，还吐痰在他的脸上，他又会怎么做呢？“我很好，谢谢。”她冷冷地答道。

她看着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街对面，后背挺得笔直，帽子端正地戴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棕色头发上。咖啡馆里的德国士兵们热情地欢迎着他，还拍着他的后背把他拉进了他们中间。

伊莎贝尔厌恶地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什么：咖啡馆的侧壁上靠着一辆闪亮的银色自行车。一看到它，她就想到若是能够骑着它每天往返于镇子和家中，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疼痛将会得到多大的改善和舒缓。

平日里，自行车都会被咖啡馆里的士兵们看守着。可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室外的桌旁一个人都没有。

别这么做。

她的心飞快地跳了起来，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掌也热出了汗。她环顾四周——肉铺门口排队的女人们刻意不看向任何的东西，也不和任何人进行眼神交流；对街咖啡馆的窗户上蒙着一层雾气；一眼望过，屋里的男人们只是一堆橄榄色的剪影。

他们对自己是那么有把握。

对我们也一样——她愤恨地想着。

想到这里，她心中仅存的一丝约束力也消失了。她把篮子紧紧地抱在体侧，一瘸一拐地走上了结着冰的光滑鹅卵石大街。从那一刻起，每向前迈一步，她身边的世界似乎就会变得模糊一点，就连时间也慢了下来。她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声，看到了眼前飘散的哈气。建筑变成了一片残影，或渐渐融成了白色的庞然大物。大雪下得令人眼花缭乱，直到她眼前只剩下了闪着亮光的银色把手和两个黑色的车胎。

她知道这样做的方法只有一个。快。既不要望向小路，也不要停下脚步。

某个地方的狗吠了起来，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伊莎贝尔继续向前走着……距离自行车只有五步之遥了。

四步。

三步。

两步。

她迈上人行道，一把抓住自行车，跳了上去。骑上鹅卵石街道，她听到自行车的链条护壳随着崎岖不平的道路发出了哐啷哐啷的响声。她滑过街角时差点摔倒，她赶紧扶正自己，用力朝着格兰德大道踩着踏板。

在那里，她拐进一条小巷，跳下车，敲了敲房门。用力敲了四下。

房门缓慢地打开了。亨利看到她，皱起了眉头。

她推着车子进了屋。

小小的会议室里唯一的一点亮光来源于满是伤痕的木桌上立着的一盏油灯。屋里只有亨利一个人，他正在用一盘肉和脂肪做香肠。一连串的香肠挂在墙上的钩子上，屋里弥漫着肉香、血腥味和香烟的味道。她猛地把自行车拉到身旁，重重地关上了门。

“哦，你好。”他边说边在毛巾上擦了擦手，“我们要召开什么我不知道的会议吗？”

“没有。”

他瞟了瞟她的身旁，“那不是你的自行车。”

“这是我偷来的。”她回答，“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这是——或者曾经是——阿兰·德尚的自行车。占领行动开始时，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了，带着家人逃去了里昂。”亨利朝她走了过来，“最近我常看到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骑着它在镇子里转悠。”

“纳粹党卫军？”伊莎贝尔脸上兴高采烈的表情消失了——到处都流传着有关纳粹党卫军以及他们是多么残忍的可怕流言——也许她应该想清楚……

他靠得更近了，近得她能够感觉到他身体的温度。

她此前从未和他单独相处过，更没有和他如此靠近过。她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既不是棕色的，也不是绿色的，而是带点淡褐的灰色，让她想起了森林中的迷雾。她发现他的一边眉毛上有一道小小的伤疤——要不就是一条很深的伤口留下的，要不就是当初没有好好缝合。这不禁让她突然猜测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把他带到这里，让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比她至少年长十岁，不过说实话，他有时候看上去似乎更衰老一些，仿佛遭受过什么巨大的伤害。

“你得把它喷涂一下。”他说。

“可我没有任何的颜料呀。”

“我有。”

“你能不能——”

“一个吻。”他说。

“一个吻？”为了拖延时间，她重复了一遍。开战之前，她从不会把这种问题当回事。男人们渴望拥有她——一贯如此。她想要扭转局面，想要和亨利调情，然后再被他调戏，可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她感到悲哀、还有些失落了，仿佛亲吻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而调情更是失去了任何的意义。

“一个吻，我今晚就帮你喷涂自行车，这样你明天就能来取它了。”

她朝他迈了一步，顺着他的脸庞侧过了头。

即便隔着这么多层的大衣、报纸和羊毛织品，他们还是从容地靠在了一起。他把她揽入怀中，亲吻了她。在那个美妙的瞬间，她又变成了伊莎贝尔·罗西尼奥尔，那个让男人们垂涎的激情女孩。

这个吻结束时，他退了回去，让她感觉……有些灰心丧气，悲哀难过。

她应该说些什么，开个玩笑，或许假装自己也十分享受。曾几何时，当一个吻意味着更多或更少的意义时，她应该会这么做。

“你心里还有别人。”亨利边说边专注地端详着她。

“不，没有。”

亨利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颊，“你在撒谎。”

伊莎贝尔想起了亨利给予自己的一切。是他把自己带进了自由法国的体系中，给了她一次机会；是他选择了相信她。然而，当他亲吻自己的时候，她心里想着的却是盖坦。“他不想要我。”她回答。这是她第一次把真相诚实地告诉别人，如此的坦白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如果局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让你忘了他的。”

“我愿意让你试一试。”

她看到他听罢笑了笑，眼里满是哀愁。“蓝色。”他停顿了一下，开口说道。

“蓝色？”

“我的涂料是蓝色的。”

伊莎贝尔笑了，“多么合适啊。”

当天晚些时候，在她为了换取一些微不足道的食物站在一个又一个队伍中时，在她抱着从树林里搜集来的柴火回家时，她都在回味那个吻。

可她一遍又一遍想到的词却只有“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