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无论你去哪儿，你做过的事都跟着你（1/2）

简

1

在一段政治风波不断的日子里，我梦见了阿维娃·格罗斯曼——她是佛罗里达版的莫妮卡·莱温斯基。

除了那些在世纪之交居住在佛罗里达的人以外，也许没人记得她。那则新闻曾在短时间内登上了全国头条，因为阿维娃·格罗斯曼竟然傻乎乎地写过一个匿名博客，在里面详细记述了那段婚外情的“精彩片段”。她从未提到过男方的姓名——可所有人都猜得到是谁！有人推测阿维娃早就想让人知道这件事，不然她干吗要写这个博客？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她只是年轻莽撞，而且人们当时对互联网尚不甚了解——话说回来，他们现在也不太了解。

好吧，说回阿维娃·格罗斯曼。阿维娃是个二十岁的实习生，与迈阿密的众议员亚伦·莱文有了私情。按照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吞吞吐吐的说法，他并不是阿维娃的“直属上司”。

“我从来都不是该女子的直属上司，”莱文议员说，“我固然要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向我深爱的人道歉，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们，但我敢保证，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该女子”！他甚至连直呼阿维娃·格罗斯曼名字的勇气都没有。那桩私情的细节通过当地每一个新闻频道、每一份报纸被公之于众，足足有几个月——其中的内容有多肉麻、多俗套、多展露人性，你尽可自行想象。有家电视台甚至开辟了个新版块，叫《阿维娃瞭望站》，仿佛她是一场飓风，又仿佛她是一头莫名其妙在沙滩上搁浅的虎鲸。十五年过去了，莱文仍然在国会任职，而阿维娃·格罗斯曼空有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和西班牙语文学的双学士学位，拥有一个在谷歌无法删干抹净的博客，还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实习经历，求职无门。人们没有在她胸前“戴”上红字，但他们根本不必那样做，因为互联网就可以替他们做到。

不过，我梦里的阿维娃·格罗斯曼早已摆脱了这件事的影响。在我的梦境中，她四十多岁，梳一头干练的短发，身穿中性色调的套装，戴一条样式抢眼的绿松石项链，参加国家级政治职务的竞选，不过我在梦里并不确定她竞争的是什么职务。我隐约觉得是国会，但那也巧得太有诗意了。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梦，所以暂且当作是国会吧。总之，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起了那场私情。起初，阿维娃给出的回答是政治人物的标准答案——“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我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我感到很抱歉。”——她的答案与莱文议员不无相似。记者继续追问。“好吧，”阿维娃说，“如今处在这个年龄、这个职位，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绝不会与自己竞选团队里的实习生发生关系。但是当我回顾过去，反思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和行为，我只能说……只能说我当时太浪漫，也太年轻了。”

2

我叫简·扬，三十三岁，是一位活动策划人，不过我策划的活动主要是婚礼。我在南佛罗里达长大，但我现在住在缅因州的艾力森泉，离波特兰大约二十五分钟车程，这里在夏季是个著名的旅行结婚目的地，到秋天热度减退，入冬后则更显冷清，但我仍能维持生计。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喜欢我的工作，还有，不，我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一行。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用在工作上，但我发现自己具备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天赋——人际沟通、心理学、政治、舞台表演、创新力等等，都是策划婚礼所需的才能。哦，我还有一个少年老成的八岁女儿，露比，她的父亲则不在我们母女生活之中。露比聪明过人，但她过早地与新娘们接触，这对她并无益处。上个星期露比告诉我：“我永远都不想做新娘。她们都很惨。”

“没那么夸张吧，”我说，“有些人看上去还是挺幸福的。”

“不，”她坚定地说，“有些人比看上去还要不幸。”

“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我说。

“我猜你说得对，”露比皱着眉头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我不过是挪用了托尔斯泰他老人家的名言而已，露比翻了个白眼，说：“拜托你认真一点。”

“这么说，你永远都不想结婚？”我说，“这对我的生意可没什么帮助。”

“我没那么说，”露比说，“我不确定我将来会不会结婚，我才八岁。但我知道我不想做新娘。”露比现在的年纪刚刚好，她能和你正常交谈，说话又不像个青春期的孩子。她有点书呆子气，身材圆滚滚，容貌可人。我真想把她一口吞掉，或者咬住她肉乎乎的胳膊。即便如此，我从不谈及她的体重，因为我不想给她种下心结。我在她这个年纪时也偏胖，而我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地讨论我的体重。没错，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今的我自豪地拥有好几个心结。不过谁还没有几个心结呢？细想下来，人不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创造出的个体吗？

3

我的店面位于镇上的繁华地带，被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夹在当中。时值十一月，生意冷清，给几位春夏季的客户做完回访以后，我整个上午都在网购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女人究竟要有多少条黑色直筒连衣裙才够穿？假如你是我，答案是“非常多”，我最后一次清点数目时是十七条。婚礼策划人在婚礼上总是穿得像参加葬礼一样。我正在琢磨露比那番“每个新娘都很惨”的言论，弗兰妮和韦斯走进了我的店门。他们没有提前预约，不过在这个时节，他们也没必要预约。

弗兰妮全名叫弗兰西丝·林肯，二十六岁，却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她容貌娇美，可是不知怎的，总给人一种面团没发酵好的感觉。她是名幼儿园老师——这还用说嘛！世上实在找不出比她长得更像幼儿园老师的人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休假。韦斯的全名是韦斯理·韦斯特——就凭他这个名字，我推断他的父母很不讨人喜欢，不禁想见识一下这两位是何方神圣。韦斯是名房地产经纪人，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离我的门店很近，不过我之前从没见过他。他说他有志于从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那语气像是在谋划一件大事，他似乎觉得我既然要为艾力森泉未来的大人物策划婚礼，就不应该对此毫不知情。他二十七岁，握手用力得过了头——兄弟，你装模作样给谁看呢？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这两位也算不得与众不同。婚礼总能让人不知不觉就落入旧观念里丈夫和妻子的窠臼。

“我们本想雇个城里的策划人。”韦斯说。“城里”指的是波特兰，话里透着瞧不起人的意思。

“我就是城里长大的。”我面带微笑地说。

“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找个本地人呢？我是说，我每天都会路过你的办公室，这里装扮得很漂亮，你把一切都布置得非常整洁、雪白，我很喜欢。而且，因为我想参与市议会的竞选，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本地的生意，也就是我的选民，你懂的。这个季节你的生意恐怕有些冷清吧。”

我问他们有没有确定日期。

他看看她，她也看看他。“我们想一年后结婚，明年十二月，”她说，“这样时间够吗？”

我点点头：“足够了。”

“她觉得冬季婚礼很浪漫，”他说，“但我更看重它的性价比。我们可以随便挑地点，而且价格只有夏季的一半，我说得对吧？”

“不是一半，不过的确会便宜很多。”我说。

“冬季婚礼就是很浪漫，你不觉得吗？”她说。

“我同意。”我说。新娘和伴娘往往冻得半死，而且，要是遇上雪天，外地宾客有一半都不会来。我想这多少带些捉摸不定的浪漫色彩。不过，冬季婚礼的照片总是效果绝佳，而且我觉得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比婚礼本身更加深刻。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大人了，我可不会说错话，白白断送一单冬季的生意。

4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可能是他们去拜见过大城市里的婚礼策划人之后——他们约了第二次到店时间，跟我签合同，再付一笔定金。这次来的只有弗兰妮自己，这其实没什么不寻常的，不过他的缺席倒让弗兰妮十分尴尬。“这样古怪吗？”她问，“这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好？我是说，他也应该来，对不对？”

“一点儿也不古怪，”她把支票递给我的时候，我说，“到头来我经常只跟夫妻中的一方沟通得比较多。毕竟谁也没有分身术。”

她点点头：“他在带客户看房子，”她说，“什么时候看房子不总是他说了算。”

“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说，“他是怎么向你求婚的？我好像没问过你。”我把她的合同放进了文件柜。

“哦，那浪漫极了，”她说，“浪漫”是她的口头禅，“起码我觉得很浪漫。不过等我讲给你听，你也许会觉得很古怪。”“古怪”也是她的口头禅。

他是在她母亲的葬礼上向她求婚的。不是葬礼中途，而是葬礼刚刚结束后。我估计是在公墓的停车场，但我并不确定。她悲痛欲绝，哭个不停，鼻涕眼泪流了一脸，这时他单膝跪地，说了一番话，大致是“好了，这不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真让人反胃。不过，我猜他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这目前仍然是让我对他印象最差的一件事。有没有搞错啊，有些日子就应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再说，让她在母亲刚去世时就作出重大的人生决策真的好吗？我并不了解这两个人，但听上去他好像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乘虚而入了。我不禁有点开始讨厌韦斯·韦斯特。只是稍微有点讨厌，而且才刚开始。合作到最后，我通常都会讨厌新郎，不过一般没这么快。

“哦，这太古怪了，”她说，“这很古怪，是不是？”

这不是古怪，而是糟透了。这件事糟透了，可它又是件寻常事。我并不了解她，何况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半是为了填补这段时间，半是为了避免我的想法从脸上流露出来，我做了一个完全不像我的举动。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她的手：“关于你母亲的事，我非常抱歉。”

她的嘴唇颤抖起来，蓝色的大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哦，天啊，哦，天啊。”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我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她说。

“不，你失去了亲人，”我说，“你一定感觉非常无所适从。”

“对，就是这种感觉，无所适从。你的母亲还健在吗？”她问。

“健在，但我们很少见面。”我说。

“那太糟了。”她说。

“我也有个女儿，”我说，“所以我能想象这样的——”

“那你母亲也不想见她吗？她的亲外孙女？我不敢相信！”

“也许她想见吧。我们的关系很复杂。”我说。

“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弗兰妮对我微微一笑，“我管得太多了，”她说，“对不起。你对人很亲切随和，所以我忘了我们并不熟。”

她是个好人。“你们做作业了吗？”我之前让他们回去做个展示板，描绘他们梦想中的婚礼。

她从包里掏出平板电脑。他们拼贴出了穿牛仔靴的新娘和穿燕尾服、系阿斯特领巾的新郎；馅饼自助宴和七层的婚礼蛋糕；一个装满非洲菊的铁皮桶和一个百合、玫瑰组成的三尺高的花台；红色格子桌布和雪白的亚麻桌布；烧鸡和菲力牛排。这简直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婚礼。

“我们还没想太多，有些是他的想法，有些是我的想法。”

“看得出来。”我说。

“他希望氛围高雅一些，但我更想要乡村风格，”她说，“你能帮帮我们吗？还是我们彻底没救了？”

“你们彻底没救了。”我说。

弗兰妮大笑起来，脸也红了：“我们为此算是吵了一架。只是很小的一架。他说我的品位太寒酸，”她说，“但我想让宾客们放松、自在一点。我不希望办得——”她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阵词汇，最后作了决定，“商业气息太重。”

“优雅而质朴的风格，让我想想。可以在谷仓里装上大吊灯，铺上白色桌布，既然是在十二月，可以给广口玻璃瓶扎上红白相间的格子布彩带，装进满天星，配上松树枝条、粗麻布，布置成干净利落的舞会大厅的样式。在舞池上扯起闪烁发光的圣诞节小灯，宾客的座位卡则写在迷你小黑板上。天棚用薄纱覆盖，餐巾用白色的亚麻布，餐食是烧烤和馅饼，再生一丛熊熊燃烧的篝火。没错，那个场景几乎就在我眼前。”而我眼前的确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最近每个人都想要优雅质朴的风格。

“听起来很美。”她说。

门铃响了一声，露比走进店里，把书包扔在地上。“这是我的助手。”我告诉弗兰妮。

露比和弗兰妮握了握手。

“我叫弗兰妮，”弗兰妮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助手了。”

“你太客气了，不过我已经五十三岁了。”露比说。

“她保养得非常好。弗兰妮想要一场既优雅又质朴的婚礼。”我告诉露比。

“你应该有一辆冰激凌车，”露比说，“妈妈策划过一场带冰激凌车的清新复古风格婚礼。所有人都喜欢冰激凌车。”

“在办公室里不能管我叫妈妈，”我说，“你应该叫我老板。”

“所有人都跑到停车场去了，”露比继续说，“他们想要什么冰激凌都可以免费挑选。这差不多是天下最大的好事。”

“的确很好，可是弗兰妮的婚礼在十二月。”我告诉露比。

“是的，”弗兰妮说，“不过这听上去太有意思了。我们能不能在十二月也这样做呢？反正也不是一到十二月就没人吃冰激凌了，在十二月找辆冰激凌车来反而更有趣。比方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拥抱寒冷吗？”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韦斯的电话，告诉我他对冰激凌车这件事“无法理解”。“我认为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愚蠢，”他说，“我邀请的客人中有些人以后可能要为我投票，还有的可能要为我的竞选出资，我不希望我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在冬季婚礼上安排冰激凌车的人。”

“好吧，”我说，“不要冰激凌车。”

“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这种做法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我说，“这话说得有点重了。”

“就是不负责任，”他说，“考虑不周全，脑筋一团乱。我很爱弗兰妮，但她有时会冒出些想法来。”

没错，我心想，她长了个脑子，长了脑子就有产生想法的风险。“你明显反对这种安排，”我说，“说实话，我们目前只是在头脑风暴，韦斯，并没有真的租下冰激凌车。”

“好吧，问题是，”韦斯说，“你能不能告诉弗兰妮，就说你在冬天没法租到冰激凌车？因为她现在打定主意想要冰激凌车，她觉得这样很别出心裁，我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亲自告诉她你不喜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我是说，她的确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这对她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她喜欢的事物很多，她是个开朗的人。”

“对，”他说，“对，我觉得应该你去说。如果是我说，我就成了那个在婚礼上扫兴的人。如果是你说，那就只是一个事实：婚礼策划人在十二月找不到冰激凌车。”

“但我很可能能把冰激凌车找来。”我说。

“好吧，那是自然，但是弗兰妮不必知道这一点。”韦斯说。

“说实话，向你的未婚妻撒谎，这样做我心里不太舒服，”我说，“我尽量从不向客户撒谎。而且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两个谁去说，都没必要为了冰激凌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撒谎。”

“既然是无关紧要的事，谁去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也不算真的撒谎，我付钱要你提供服务，你只是在按照雇主的意思行事，”韦斯说，“我对你有信心，简。”

我很想告诉这个窝囊废，他大可以到别处去寻求服务，但我没有那么做。我之前没说，不过我那个可爱的书呆子女儿露比在学校时常受人欺负。凡是孩子受人欺负的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做过，我跟学校的管理人员见过面，跟其他的家长通过电话，留意她在网上的行为，还为露比报名参加了各种据说可以树立自信心的课外活动——体操！童子军！来者不善的对策，我全都跟露比讨论过，全都没用。我在考虑让她转学到私立学校去，但那需要很多钱。缺钱就意味着你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共事。

“简，”他说，“就这样说定了？”

“好。”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我绝对不会给这个人投票，而且，但凡他参加某个职位的竞选，我还要奔走游说，拆他的台。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婚姻。

我没有对弗兰妮撒谎。我说我又想了想，觉得在冬天伴随冰激凌车而来的后勤保障很麻烦。而且，说实话，的确是这样。仅仅是取大衣、还大衣这一件事就已经是一场噩梦了。

5

“可以，”弗兰妮说，“我也只是突发奇想。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知道我们基本敲定了用广口玻璃瓶盛放百叶蔷薇，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设计，不过我想问问你对兰花有什么看法。”

“兰花？”我说。

“是这样的，”她说，“我看见你的窗台上有一株兰花。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永远都不会死。我每次到这里来，它看上去总是和原来一模一样。而且，我也说不清楚，它让人感觉很平和，很有家的感觉。”

我从没听过有人评价兰花有家的感觉。“它们也会死，”我说，“不过只要你坚持浇水，它最后总能起死回生。”

“哦，我喜欢这样，”她说，“我不知道它跟优雅质朴的主题是不是相配——”

“什么东西都能搭配这个主题。”我说。

“我在想，能不能用兰花盆栽做花台，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花带回家。那样一定非常高雅，而且还很……怎么说呢？”

“质朴？”我接过她的话。

“我其实想说‘绿色’。这一点对韦斯和我都很重要。好吧，至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说不好，可能是因为它看上去比百叶蔷薇更有特点吧。”

我带弗兰妮去了席勒的花店。每当客户夫妇想要不同寻常的花卉，我总是去找埃略特·席勒。他是我见过最一丝不苟的花商。我不会用“花卉艺术家”形容他，因为这个词略带调侃的意味，不过，用“艺术作品”来形容席勒的花毫不为过。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略带点偏执，卖的花价格也不便宜。

席勒说：“冬季婚礼？唯一的难题是怎样把它们用卡车运到礼堂。兰花很怕冷。”

“那客人还能把它们带回家吗？”弗兰妮说。

“能，只要你告诉客人，不要在停车场磨磨蹭蹭就好。而且我可以打印一些养花指南做成小册子。你知道的，多长时间浇一次水，浇多少水，什么时候开始施肥，在哪里剪枝，怎样换盆，怎样选土，日照时间。弗兰妮，你知道吗？兰花喜欢让人摸它们的叶子。”

“真有灵性。”她说。

“我从来不摸我的兰花的叶子。”我说。

“那我敢打赌，你的兰花一定很郁闷，简。”席勒说。

“兰花都有哪些种类呢？”弗兰妮问，“简有一盆白色的，我很喜欢。”

“简那盆是新手养的蝴蝶兰，很普通，在路边摊就能买到。我没别的意思，简。我们可以用那种花，没问题。不过兰花有上千种，你不应该刚看见第一种就马上选定。”

“嘿，席勒，”我说，“你说的可是我养的兰花，我从大学时就开始养它了。”

“那盆兰花很不错，简，它非常适合刚开始养花的人。不过这可是婚礼，是年轻人开启新生活的时刻！我们应该更加用心才对。”他拿出了兰花的大文件夹。

她选了白拉索兰，看上去像一簇纤柔的马蹄莲。

“啊，”席勒说，“夜夫人。”

“它真的叫这个名字吗？”我问，“还是你自己给它起的古怪昵称？”

“它每到晚上就会散发出香气，”他说，“别担心，弗兰妮。它的味道很好闻。”

席勒说他会估个价。

过了几天，他把报价单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起送来的还有一株兰花——花朵是紫色的，叶子有点像竹笋，还有一张便条：“我的名字叫迷你石斛兰。我想和你的路边摊蝴蝶兰交个朋友。他虽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他很孤独，希望有人能跟他做个伴儿。”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的蝴蝶兰是女孩。”

“我可不这么想，”他说，“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这是性别偏见。并不是每一朵花都是女孩。”

“我也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的花是女孩。花朵也分性别吗？”

“你高中没上生物课吗？”席勒说。

“我没认真听讲。”

“真可惜。有些花朵只有一种性别，有些则有两种，得一株株、一朵朵地观察才行。而且准确地说，绝大多数兰花都是雌雄同株的，包括你那一株，而且很多花都是双性的。”

“我还是保持我原来的观点，”我说，“不论我的蝴蝶兰外在性征和性取向是什么样，她都是个女孩子。你再争，就是混淆性别。”

“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喝杯咖啡，把这件事敲定一下？我可以帮你看看你那株兰花。”

“我不确定这样好不好。”

“兰花完全不会有感觉的。”

“不，我是说咖啡。我不喝咖啡。”我说。

“那就喝茶。”他说。

“席勒，”我说，“我要澄清一下，这可不是一次约会。”

“不，”他说，“当然不是。不过我们这些做婚庆行业的人团结起来对彼此都有好处，你不这么认为吗？而且，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我知道你跟‘缅因州庆典花卉店’合作的次数比跟我多，而我想成为你的首选花卉供应商。”

“我并不是针对你。缅因州庆典花卉店更便宜。”我说。

“而且他们的名字还有个谐音，”他说，“这谁能比得过？”

“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显得先入为主，”在餐馆里，席勒说，“但我跟不少婚礼策划人合作过，而你给我的印象并不像是常见的婚礼策划人。”

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从小就开始幻想自己的婚礼的女人，办完了自己的婚礼还觉得不过瘾，于是就做起了这一行。”他说。

“我觉得你这么说带有很强的性别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偏见。”我说。

“抱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很踏实，是说你的个性，而不是身材，不过你的身材看上去也很结实。我好像说错话了。”

“你的确说错话了。”我说。

“我得解释一下，我认为你很迷人。你让我想起了《埃及艳后》时期的伊丽莎白·泰勒。而我说的‘踏实’，是指头脑聪明、心思缜密——在做你这一行的人当中很少见。”

“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我说。

“糟了。其实我是想说，你是怎么走进婚礼策划这个行业的？你在大学里学了什么？你读过大学吗？你小时候想做什么职业？总的来说，你是谁？简·扬是何方神圣？”

“你可以上谷歌搜一下。”我说。

“那还有什么乐趣？”他说，“再说，我已经搜过了。你的名字很普通，我搜出了大约一千个简·扬。”

“你的问题真多。”我说。

“我过去是老师，我相信苏格拉底反诘法。”

“我感觉自己像在参加工作面试，”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再教书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花更多的时间照料花草。”

“那是自然。”我说。

“植物比人更容易对照顾和关注作出反应。我做老师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让孩子们感到厌烦。为什么别人一提问你就紧张？”他说。

“我不紧张。”我说。

“你看上去很紧张。”他说。

“我向来坦荡无私，”我说，“你问吧，随便问。”

“你大学时学的什么专业？”他说。

“政治学和西班牙语文学。”我说。

他看看我，微微点点头：“这还有点意思。”

“很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不过我要解释一下，尽管我没料到自己会做这一行，但我的确很喜欢策划婚礼，”我说，“我喜欢那场仪式。而且人们邀请你参与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一项特权。”这是我固定的说辞。

“你知道每个人的秘密。”他说。

“知道一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