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

入关很顺利，问的问题没超过朱peter讲的范围，所以杨红也没觉得交流有困难。出国这种事，一旦语言没问题，感觉就慢慢良好起来了。

杨红小心翼翼地把护照等文件收好，又随着大家站进另一个队伍，听说这里是美国农业部检查违禁农副产品什么的。听朱peter讲，过这一关就有点靠运气了。大多数人什么事都没有，箱子都不用打开，问两句就过去了。但也有运气不好的，带了形状特殊的东西，孤陋寡闻的老美没见过，一惊一咋，没收再说。

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是草木皆兵，觉得男女老少都象是宾拉登派来的人肉炸弹，颇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蛮横。海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个个都是精英，有些甚至是做parttime的，朱peter说他就遇到过一个，是哪间中学的物理教师，平日里教他的物理，周末就来海关把守国门，看见他带的香菇，象牛顿看见坠落的苹果一样研究了半天。

杨红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箱子里放的那些佐料啊、调味品什么的，算不算形状怪异。朱peter在班上讲过，说你一出国，就会发现，就算是天涯海角，也改变不了你的一个中国胃。你的胃呀，那真叫爱国，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吃中国东西让它受用。朱peter说很多人刚到美国时，都是穷得吃不起青菜，只能吃鸡腿。吃多了，一听到“鸡腿”两个字就犯恶心。在国外什么都不怀念，就是怀念中国的早点。顺着那个长街，一溜地摆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一天吃一样，可以吃一个月不重复。想中国的早点想成了疯，想起那些小吃摊上飞来飞去的苍蝇，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如果早点不好吃，哪来的苍蝇？所以美国的早点可以说是糟到了连苍蝇都不喜欢的地步！

但朱peter的另一句话却引起了杨红的反感。他说他在美国每天早上牛奶面包地吃了一年，对移情别恋都能理解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吃久了，就吃厌了。

杨红记得自己反驳他说，你天天吃米饭没吃厌呢。

朱peter强词夺理地说：“那不同，吃米饭是为了饱肚子，没菜也吃不下去的。人们的注意力都是在菜上面的。天天吃米饭，不是吃味道，而是吃习惯，饿了拿来饱肚子而已。菜还是要经常换一换的，不然就吃腻了。”

杨红是顺着他那个移情别恋的路子听的，所以很生气，心想，这话真实地反应了你们男人的心理。男人吃一个女人吃腻了，就想着换个口味。女人有什么腻不腻的？女人大概就如被吃的饭，根本不关她胃口的事。你腻，丈夫也是要吃的；你不腻，丈夫还是要吃的。他有问过你腻不腻吗？你想不想吗？

杨红虽然不喜欢那个比喻，但关于中国胃的话还是听进去了的。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有一个中国胃的，天天啃面包喝牛奶肯定是不行的。她的胃恐怕还不是一个普通中国胃，差不多是一个方言中国胃，因为川菜、粤菜什么的，她都不爱吃，就爱吃自己家乡的菜，所以她带了很多家乡食品。经过一番精打细算，她带的大多是作料、调味品之类，这样份量不重，但用的时间长，可以说是带着家乡菜的精华和味道，其他原材料到时候就地取材。象榨菜、辣酱、酸菜鱼底料等等，带了不计其数。不象是到美国做研究的，倒象是来开餐馆的。

还隔着两、三个人，杨红这一队的那个officer就在向她招手，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杨红一紧张，就一句也听不懂了。她身后有几个人指着前边，大概在告诉她officer在叫她。杨红觉得头脑发晕，为什么叫我上前？他有透视眼，看见我箱子里形状怪异的东西了？她搬着沉重的腿，挪向那个officer，心里头惶惑不安，难道我脸上写着“危险分子”几个字？或者我的表情告诉他我带了违禁品？那根本不是什么违禁品啊，看来是遇到一个业余打工的officer了。

杨红先入为主地想着呆会要怎么告诉officer那只是香菇，英语应该是driedmushroom。但是酸菜鱼底料用英语怎么说呢？她很半天没弄明白officer究竟为什么叫她上前。又被身后的人重复了几遍，杨红才听出officer是请他帮忙，先问她会不会讲中文。

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问题，心里重复过多遍的问答应该是：

doyouspeakenglish?

yes,ido.

虽然这样答，有点欺世盗名的意味，但培训班、磁带什么的，都是这样教的。练多了，也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出来了。

现在被问到doyouspeakchinese?反而不知怎样回答了。doispeakchinese?杨红问自己一句，又顺水推舟一般地回答：yes,ido.

officer听到这一句，很高兴地笑了，沾沾自喜地说，”iknowit.”然后指着桌上一盒东西问杨红：what’sthis?

杨红恍恍惚惚地觉得又回到了中学英语课堂上了，老师指着一些再明白不过的东西，比如她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什么的，嘴角挂着窃笑，一本正经地问学生what’sthis?what’sthat?操练句型啊？

“what’sthis?”officer又问一遍。

杨红回过神来，认真看了看那个盒子和盒子里盛着的东西。这回可不是中学英语老师惯常指着发问的那些东西了，杨红看了一会，觉得用中文都答不上来。盒子里装的是一些貌似香肠、又胜似香肠的东西。形状象香肠，但颜色泛灰泛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好说：idon’tknow.“thenaskhim，please.”

officer指指站在杨红身边的一个男人。

杨红现在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原来自己的这一场虚惊，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这完全是个扔到人海里没法认出来的那种人，现在能荣幸地引起美国海关重视，也是因为他带的那盒东西。那人现在当然是急得手足无措，满脸冒汗。杨红还没开口，那人就象见到救命恩人一般，冲着她就叽哩呱拉地讲了一通。

杨红一句也听不懂，肯定不是普通话，肯定不是周宁的家乡话，好像连广东话也不是。杨红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中国话，说不定是越南话、柬埔寨话、泰国话什么的，因为那个男人生着一张马来人的脸，眉骨突出，嘴唇外翻，肤色偏黑，应该是那一带的。

“whatdidhesay?”officer问道。”idon’tknow.”杨红说完这句，觉得四周一片安静，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反而灵魂出窍般地想起朱peter说过的笑话。他曾问口语班的人，说如果你只能学三个英语单词，你应该学哪三个词？那些年轻的女孩就娇憨地说要学“iloveyou”,结果朱peter说答错了，你们应该学idon’tknow这三个词。

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你能对这个officer说“iloveyou”?杨红又说一遍：idon’tknow.

officer狐疑地看了杨红一眼，又把她的护照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软中带硬地问：areyouchinese?areyoufromchina?

杨红恨不得回敬他一句：那护照上不是写着吗？但自己的英语还没纯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只好简单地回答：yes.

officer仿佛找到了杨红逻辑中的一个大漏洞一般，举起她和那个男人的护照，一字一顿地说：youarechinese,andheischinese.youdon’tunderstandhim?

可能因为他讲得慢，杨红不费力地就听懂了这几句，但她张张嘴，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责怪朱peter百密一疏，口语班里没有讲到这一个场景，所以自己没有操练过这方面的回答。

如果不是语言障碍，杨红差不多要给那个家伙上一堂政治课了，不扯远了，就从中国有56个民族说起，这些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还有数不清的方言，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话是很正常的，不要说这个从未谋面的汉子，就是我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也是听不懂的。

杨红在心里试图将这些话翻译成英语，然后一气呵成地说出来，好说服这个officer，但已经有另两个officer走过来，很客气又很坚决地把她和那个男人带到一间office里去了。

杨红呆坐在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看几个officer忙进忙出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要把她怎么样。杨红也很奇怪这个男人带的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一种特殊炸弹？这么小一盒，能炸出什么效果来？那么是生物武器？杨红这样一想，就很惊慌了，比那些officer还惊慌，因为那盒子里的东西真的是很可疑。刚才她又离得那么近，这会好像喉头开始发紧了。

杨红想，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就清了清喉咙，又excuseme了几次，sorry了几次，但几个officer都在忙着打电话。最后终於有一个officer打完电话，眉开眼笑地对她说：don’tworry.everythingwillbeok.

杨红见几个officer都静下来等候，知道是自己的救星来了，没来由地就觉得待会出现在门口的会是朱peter，不由得想起他平日里给谁帮个忙，都是嘻皮笑脸地问人：“是不是有点无以回报，以身相许的感觉？”

想必女人报答救命恩人的最高规格就是嫁给救星了，所以美女一定要被英雄救，不然就会嫁得窝心；而英雄一定要救美女，不然就无法消受那个报答。而且这对英雄美女最好都是未婚的英雄美女，不然也是白搭。不过，如果英雄救人的时候先看看是不是美女再决定救不救，那就不是英雄而是色狼了，因为命运也不是只让美女落难的。是英雄，就上去救人，救了不求回报，才是真英雄。

杨红知道自己不算美女，但朱peter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整个人都给她一种滑稽的感觉。他姓了这个“朱”，就有几分滑稽了，哪有英雄姓朱的？再加上他叫个什么peter，也是滑稽多于洋气。大家又故意叫他朱peter，而不是peter或者peterzhu，也是存心要保持他的滑稽形像。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是往滑稽上靠。这样的人如果也算英雄，也只能是搞笑版英雄。

容不得杨红多想，救星就一脚踏进门来了，不是朱peter，而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典型的学生脸，长相没有任何抓得住记忆的地方，杨红的学生中有太多这样的人，分不清他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是杨红最大的头疼。

天降大任于这位救星，大概是因为他也能讲那种杨红不知为何物的语言。救星跟那个生物武器的主人交谈了几句，就转身对几个officer解释了一下。几个officer和那个救星都哈哈笑起来。携带生物武器的汉子也跟着呵呵地笑。杨红没听懂，不知是该跟着笑还是不跟着笑，看几个男人都笑得有点暧昧，就决定不笑。

杨红当然是没事了，当她还在心不在焉地听那个年轻的officer长篇大论的解释时，救命恩人就趁机溜走了，好像完全没有心思认识自己解救的美人，使杨红再一次认识到自己老了。

被这样折腾了一通，杨红对美国的印象坏极了，恨不得马上打道回府。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打道回府，因为朱peter没教，他说他教的东西可以cover你从中国上飞机到你在目的地下飞机这一段。对一路上的各种情景，他都按场景分类，编写成roleplay，让学生演练过了，但如何在中转机场就打道回府，他并没有教过。

杨红凭直觉认为只要朝刚才来的方向走就能走回海关去，也不多加思索，就反着大多数人的方向走起来。刚走了一会，杨红就看见tracy正推着行李，朝自己这边走来。大概以为杨红是特意去找她的，tracy很感动地抢上来：“哇，你好快啊！一直想跟上你，但我的座位太靠后，等我下了飞机，已经找不到你了。”

杨红看到tracy，简直就象看到亲人一样，委屈地说：“刚才要是你在，就不会出那事了。”

“什么事？不急，不急。我们先去办转机手续，把行李托运了，再找个地方吃东西，边吃边聊。”

杨红忘了自己要打道回府的计划，糊里糊涂地就跟着tracy办了转机手续。两人在一个麦当劳店买了食物，在一个小桌前坐下，杨红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下。

tracy越听越带劲。听完了，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我没碰上。我这个人，追新闻把新闻都追怕了，新闻见我就逃。你运气不错，这种百年不遇的事都让你遇到了。我可以把你这件事写篇文章发表。让我来想想怎样写比较轰动，比较能触及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忍不住要跳起来骂娘，只要有人骂，就有人看了。应该提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也要把美国人的孤陋寡闻狠狠抨击一下，或者从美国安检制度造成的风声鹤唳谈起。”

杨红看她兴致如此之高，心情也好多了，就笑着说：“什么烦心的事到了你那里，就变得有趣了。”

tracy也嘻嘻笑着：“没办法，搞新闻的人，就是这种幸灾乐祸的脾气。国家不幸诗家幸，旁人不幸记者幸。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候，诗人可以写出流芳百世的诗。旁人不幸的时候，记者可以采访到轰动新闻。这两类人，唯恐天下不乱，最怕的是平安无事。你别介意啊，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也会这样幸灾乐祸的。”

杨红想，如果我对自己的不幸能象记者一样幸灾乐祸了，那我就修炼到家了。她有点疲惫地说：“我不介意，不过我觉得我这次在美国不会很顺，这个头就没开好。美国对我一点都不友好，真恨不得马上就回去。”

tracy正色说：“就是因为对你不友好，才要待在这里出口气，斗争到美国对你友好为止。哎，我觉得你应该告他们，要求一大笔赔偿金。就说这事引发了你的抑郁症什么的。”

杨红摆摆手：“算了算了，我没抑郁症，也不想打官司。再说他们也没把我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