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001去检察院告状（1/2）

吃完饭，吴中有回省政府，向谌省长汇报北京之行。 印道红继续去找余建强，为他的申诉提供方便。因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只能先联系。于是，他掏出手机，拨通余建强的手机号码。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余建强才接电话，语带警觉地说：“你是哪位？”

印道红自报家门，说：“我想和你见个面，烦你告诉我你的住址。”

余建强告诉他住址，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旅馆，一般人是很难找到的。进了房间，印道红说：“你怎么住这么偏的地方？”

余建强苦笑一声，说：“你一直在帮我，表明你是好人，我就不隐瞒什么。我把王金印得罪了，他现在在整我，我告他的状，他能不动用权力，限制我的自由吗？我住这样的地方，就是为了躲避他的人。”

什么，他这样做是为了躲避跟踪？这不是电影里才有的镜头吗，现实生活里怎么有了？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你的县委书记当得好好的，不会受这份罪了。”

余建强丢给他一支烟，自顾自地燃上，抽了几口，说：“物不平则鸣，理不正则论，人人都只想着安逸安稳，社会就不会进步了。是啊，人人都说我傻，巴结领导还来不及，我却去告领导的状，这不是犯傻又是什么？”

看着那张布满沧桑的脸，印道红不忍心让他失望，可又不得不让他失望。犹豫再三，他说：“余书记，我很佩服您的正义和勇气，可事情太复杂了，很难处理。我已经请示了谌省长，他说千万不要介入你的这件事情，弄不好会出大事情的。”

这种答复，虽然不会让余建强感到意外，可让他愤怒。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把烟头丢到地上，把它踩灭，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了个底，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余建强至死，都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对我说真话。”此时此刻的余建强，已经不再流泪。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印道红是个好心人，他只能说他是好心人，因为他对他说了真话。

而印道红，却在内心深处责备自己，因为没有说真话。其实，告诉他真话，让他会到谌省长，问题不但解决不了，还会让谌省长更加陷入被动。与其如此，还不如说假话，先避免激化矛盾，保住谌省长不陷入更大的被动。而且，只这样说还不行，因为矛盾还在那里，没有化解，谌省长随时存在危险。现在有个机会，就是让余建强成为扳倒喻国和的一股力量，那就是让他继续告下去！

想到这，印道红狠下心说：“余书记，您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省肯定是解决不了，您要想解决，还得前进一步。”

余建强愣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北京反映情况？”

印道红点了点头，说：“您的事情，从市里到省里，谁都知道您委屈了，可谁敢接您的申诉，为您主持正义？连向来敢为老百姓说话的谌省长都不敢为您说话，您应该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了。”

余建强当然明白，可要去北京告状，谈何容易。他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已经让他无法承受，现在又要千里迢迢上北京，身体受得了吗？他的脸部有些绝望，喃喃自语道：“我相信组织，我相信我们伟大的党！”一行清泪，从他的脸上滑下，落在地板上，似乎发出铿锵之声。

印道红试探着说：“难道，您怕了，不敢和他们斗争了？”

余建强一跺脚，说：“从走出第一步开始，我就预料到了结果。要是害怕，我就不会迈出第一步。我是担心我这样做，会连累我的老板和孩子。”担心家庭和孩子，这是人之常情。印道红不敢再说，只默默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理解。

拖着疲惫的身子，余建强回到了兴宁县老家。进了屋，他把皮鞋踢掉，发誓再也不穿了。然后，他躺在铺上，滴水不沾滴米不进，脸色惨白惨白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浸湿了。

见他那副样子，他的妻子连哭带叫地摇晃着他，说：“建强啊，你能死在这事上面吗？想想我们，想想孩子，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了地位，可在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

余建强捶了捶铺，恼怒地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想过要在官场上混出什么名堂，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

老伴委屈地说：“我不是不理解你，我是担心你，你一定要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死了，免得我难受。”

余建强勉强地从铺上坐起身来，说：“这双皮鞋我穿了走不了远路，我再也穿了，把它丢掉。帮我去买双运动鞋，我要穿着它跑远路。”

老伴慌了，说：“你没工作了，我还可以劳动，还有孩子，你该吃什么就吃什么，该穿什么就穿什么，怎么想到要离开这个家呢？”

余建强苦笑几声，他知道，同没有文化的老伴是讲不清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得他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去当老妈子去挣钱。可是，我余建强堂堂的一正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竟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难道，就是因为我写了封领导的举报信？现在，不是因言获罪的时代了，我不甘心！

老伴端来一碗粥，劝他喝下。余建强接过碗，勉强地喝完了粥。然后，他又躺下，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三天。第四天清晨，他终于清醒过来，竟发现自己白了头。

“我要去北京告状！”看着在一旁垂泪的老板，余建强毅然决然地说，“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得，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犯了错，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他一起去犯错，我要讨回我的公道，为自己，也为这个制度。”

老伴点了点头，说：“只要你愿意，你去吧，爹妈我会照顾好的。”几十年的夫妻生活，老伴已经了解他的性格，决定了的事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与其让他躺在铺上难受等死，不如让他去北京，或许会有转机。

这时候，许多朋友来串门，想宽慰余建强。面对着他的这些朋友，余建强掉下了眼泪。他知道，他的朋友们是为了让他开心而来，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他只能边和他们开着玩笑，边擦眼泪。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

临走的时候，余建强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他的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两个老人正在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儿子告状。见到儿子，两老不无伤心地说：“孩子，你是受了冤屈的，如果政府不给你平反，我们至死都不会瞑目。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自豪。咱们家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这是我们前世积德修来的福气。可是，我们快要入土了，你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啊？你去北京，我们也要跟着你去北京，哪怕死在火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帮儿子澄清冤案，尽父母最大的努力，你是我的亲骨肉啊！！”

看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两老，听到他们的伤心话，余建强百感交集，朝他们跪下，说：“父亲，母亲，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我养我的恩情我永远记住了。请二老相信，不管怎样，我都是跟着党走，绝不会赶出对不起党，对不起二老的罪行。这段时间，媳妇会住过来，照顾你们的起居。只要你们身体健康，能睡好吃好，就是对我上北京的最大支持。”

余母泪使劲拉起儿子，泪眼婆娑地说：“好好好，你去，我们不会拖你后腿的。”

余建强告别父母，拉起包裹，准备出门上路了。这好似，门口出现一个农村妇女，看上去四十多岁，肩背一个布袋。一进门，她朝余建强就是一跪，一边磕头一边说：“您的事乡亲们都知道了，我是代表乡亲们来看望您的，我拖着两条跛腿围着兴宁县城转了一天，才打听到您的家门。”

余建强这才想起，她是兴宁县芙蓉镇人，叫苗桂华。那是去年八月份，他刚担任县委书记不久，见县委大院天天有个女人，披头散发，跛着腿，跑来跑去，在县委大院里挨着门喊冤告状。一次次撵走了，她又回来。他想，这个女人一定有什么冤屈，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于是，他问起了这个女人的事。有人告诉他，这个女人告状已经告了四五年，谁见了谁躲着，说她是个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