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一章 莫比乌斯（2/2）

事情既已开头，邮路也证明畅通，高毅准备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某一天凯科斯受到她的感化。这一过程中她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暴露的危险和等待的焦虑），然而凯科斯已经拒绝了她，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接受的吗？

她越是不考虑凯科斯回信的可能那信来得越快。当她还在酝酿第三封去信的时候她的第二封回信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这次她没等来到室内，在楼梯上拆开来信。和上次一样，信封里套着信封，她的信被完整地退了回来，甚至都没有拆。

当然和上次相比她另有所获：从两只信封之间掉出一张纸条，是他写给她的。

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他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高毅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高毅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她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凯科斯的亲笔所书。他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他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她知道这是写给她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高毅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凯科斯。他给她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他不想在她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他只想在她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他作为她的经研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他给她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她作为口实的数字邮政编码），可见上次他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高毅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她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她得在清水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凯科斯事件以后高毅就很少骑车了，她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她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她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她干脆买了月票。她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高毅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她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她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她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她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她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凯科斯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她的），因此她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她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

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她不得不与她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高毅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她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高毅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她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她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她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高毅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她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凯科斯所在班级的经研课程结束以后她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高毅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她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她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她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她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她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高毅的传闻，有人说她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她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她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她真的生病了。她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她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高毅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她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高毅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她给凯科斯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她，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高毅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她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

她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她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高毅已无法接受。

由于她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高毅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她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她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本来，她继续留校的可能寄托于凯科斯毕业离校的前提上。她的离去将带走有关她的秘密—一假如她尚未泄漏的话。距凯科斯毕业还有一年，高毅原指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平静下来，可现在校方逼得那么急，使她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况且夜长梦多。而且凯科斯一走，她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就是这么荒谬，凯科斯的存在使她心惊肉跳，而她一旦离开她也无意久留了。高毅后悔自己没能及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院长办公室里他们向她指出两条道路，供其选择。一，专注于本职工作，以校为家，同时放弃文学创作，至少应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必要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二，如果高毅的兴趣在别处，他们也不强求，只好请她“另谋高就”了。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宣判高毅不禁欣喜万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她借故与学校领导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空前激烈和声势浩大（使平时无声无息的高毅在当年同事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无可挽回的，使得她的离去成为必然。

离开学校前夕高毅再次看见了凯科斯。

那天下午她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门开着，他恰好从走廊里路过。当时她从桌前抬起头，随便向外看了一眼，没想到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凯科斯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只是脸一直侧向办公室所在的这边。当他就要从门口消失的时候并没有回头，虽然她还能看见他，但他们已不是面对着面了。在此情形下如果他还想看见她必须转动眼睛，凯科斯正是这样做的，眼波扭转，使高毅怦然心动。随后，他就被那堵无情的墙壁代替了。她听见他的脚步声远去，上了二楼。她想他并不是特意来看她的（听说她就要离开学校），那短暂的邂逅不过是碰巧。她虽然心情激动，但比以前更加真实。刚才他定然是去学生处，或者他们系办公室（这些部门都在楼上），总之是有事办。当然，他可能预先估计到在办公楼里会遇见她。凯科斯选择了一条经过她所在办公室的道路，至少，经过政治教研室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是她所在的教研室，因此他的脸一直侧向右边（否则的话，为什么不直视前方或侧向左边的财务科？）虽然办公楼里昏黑一片，他还是看见了她，并认了出来—一这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当然他不知道此刻她的心清如何，对她又作何感想。他的头发剪短了，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发型，他比一年前更帅气了，简直成了一个明星。他像以前那样的机警，但显然更加自信了。他的自信没准还得益于她对他的肯定呢。高毅回想起她给他的第二封信中有这样英明的论断：看来你的情感方式就是拒绝，以拒绝别人而获得满足，看来你已经被宠坏了。

高毅的沉思被几个走进办公室里来的同事打断了。在此临别之际，他们变得亲热起来，显得十分依依不舍。互留电话号码后，他们反复唠叨说：今后一定要加强联系，同事虽然做不成了，但大家还是朋友，也许这样做朋友更好，更纯粹。他们建议开一个茶话会，欢送高毅，并站在她的立场上指责校方的种种不是，说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开一个茶话会是最起码的，要是他们不出这个钱，我们出！

高毅婉拒了众人的好意，表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她拿走了抽屉里的一本小说以及一些空白信笺，装进带来的挎包，而将有关她教学生涯的一切（教课书、备课笔记、辅导材料和学习文件）留了下来。当然，她带走了那张凯科斯所在班级的名单，倒不是要留作纪念，她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高毅就这样离开了她的同事，与他们挥手作别后走下办公楼的水泥台阶。

只一年。一年前/无法预测这些变化/你脱离孩子的形体/像一次成功/阳光下缩小瞳孔/一些雄性物质绕着你飞/一年，分分秒秒都出了差错/你的头发不再是光滑的布匹/我从未看出你是个美人/你我行我素，走上美人之途/坚持月光下的进军/再灿烂的东西也经不住/这冷静的光辉

正好一年，太阳改造一个孩子/像最后时刻的淬火/为了另一批孩子的诞生/我走下台阶，记着你的幼稚体态/感到成长是一个错误/其次是时间

这首诗题为“成长的错误”，与“孩子们的合唱”在写作时间上大约相距一年。

从此高毅彻底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去过。

谁都认为她的离去是因为文学，因为文学与教学生活的互不相容，高毅不想委屈自己。大家为她的执着和果断而感动。她昔日的同事和她一样，认为这个学校丝毫不值得留恋，但他们缺乏她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她那样的才华（可以卖文为生），因此只有在此烂下去了。与她相比，他们不禁自惭形秽。不仅高毅的同事，就是了解她平时为人的亲友也是这么解释她的辞职的。他们先是力阻她的意气用事，事后又对她的毅然决然表示佩服。后来高毅的有关事迹进一步传播至文学界，几乎成为一则神话：她是中国为文学理想而辞职的第一人，在文人纷纷下海做生意的今天她的逆向运动不仅难得稀有，而且弥足珍贵。在舆论的压力下高毅有时也信以为真，体会到自己的高尚和不凡，至少，这对她的小说发表和销售是大有帮助的。

离开学校以后，加上小说写作和发表等方面也比较顺利，高毅比过去放松了许多。她努力不去回忆往事，尤其是致使她辞职离校那件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她想起曾给凯科斯写信，想到给她写信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她的脊背就会出汗。一时间高毅热血上涌，两腮发烫，虽然当时并无别人在场。高毅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这里面没有所谓的痛苦或者伤感，但就其情绪强度而言一点也不比后者缓和，由于其内在的特性使内心冲突更加激烈。也许，这不过是对自我的蔑视和厌恶。当此种情绪日益强烈发作日趋频繁，高毅明白她已经从对凯科斯的迷恋中摆脱出来了。她明白自己已不再爱他，她关心的只是自己。她的神经系统以贬损自己的方式使她摆脱了与他相爱的可能。她是如此的低劣和丑恶，怎么能与和他有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呢？爱他这件事无论在今天还是在过去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觉。

他对她没有爱，也没有恨，他留给她的最后感受就是无限的羞愧。当然他不必负任何责任，是她自取其辱。

但她并没有就此中断与学校有关的一切联系。高毅给古天晴去过电话，对方的反应也很热烈。现在，他就躺在她的床上，在单薄的被子下面一丝不挂。虽然他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他的很多朋友仍然是当年大学里的同学，和那些仍留在学校里教书的老师他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古天晴性格外向，交往甚广，但从他轻易献身于她的事实看，她并不知道高毅给凯科斯写信的事。当然，她也从未提及。

她并不爱他，也不奢望通过与他的结合抵达凯科斯。甚至，她也从未把他当成任何意义上的替代品以安慰变态的心灵。她之所以与他来往只因为他曾经写信给她，从他的态度上她看出有机可乘。他留给她的印象既虚无又绝望，这样很好，她并不试图改变。高毅极为坦诚地向古天晴谈起她不幸的婚姻，谈到华云的不忠和偷情。

她不再相信爱情，认为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片刻的温暖，这些都是她必须了解的前提性事实。古天晴点头称是。

有时，她从他的眼神里会看见某种令人担忧的同情，甚至比同情还要热烈百倍的东西。也许她的遭遇激起了对方的好胜心，看得出来他试图感化自己。他变得比以前更加顺从，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不提令她尴尬的问题，比如：你爱我吗？或者：我是你的什么人？或者：你认为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看得出来他的计划是长期无限乃至永远的，高毅不禁感到害怕。

她知道自己在利用对方的感情。她从不对他说爱，也抑制了他如此表达，看似平等的交往却是完全不公平的。她不对他说出那个字是因为灵魂空空如也，而他却满腔热忱。如果说利用是一种堕落，有目的的欺骗则更加不可饶恕。有时候高毅真觉得毫无自我辩护的余地。

她一面默默地吸烟，一面用手臂将古天晴搂向自己一侧。她的身体刚进来的时候微凉而光滑，慢慢地开始升温，此刻摸上去也稍有阻力了。她将一只烟缸放在自己光裸的胸脯上，轻轻地弹着烟灰并开始东扯西拉。每次，原则性的问题过去后总是这样的，古天晴积极响应，聊起各种无关紧要的话题。不知怎么地谈到了董靡靡，他居然也认识她。他们毕业于同一所中学，董靡靡比他高一届。在十一中她绝对是一个名人，她是团委干部又是学校篮球队队长。“她打篮球的时候所有的男生都跑去看，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爱上了她。”他说。

“你呢？”高毅问。

“我也不例外。当然，我只是所有爱上董靡靡的女生中的一个，单相思而已。”

高毅说：“这叫做柏拉图，你知道吗？柏拉图是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他的理念论主张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看似葱笼的物质世界不过是对理念世界的拙劣模仿，一切学习和研究都只是回忆，是对灵魂曾寓居其间的理念世界的回忆。后来人们把非肉体的精神恋爱称为柏拉图，单相思就是其中的一种。你在听吗？这难道不比卿卿我我更有意思吗？”

古天晴回忆起一年前的一天董靡靡跑去找他，向他打听凯科斯的情况。她告诉他她的一个朋友看上了凯科斯，托他帮忙了解情况。当时古天晴还在上学，和凯科斯同班，虽然他们的关系一般，关于他的事还是知道一些的。当古天晴问及那个看上凯科斯的人是谁时董靡靡死活不说，至今这仍是一个迷。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始终低垂着。突然他睁开双眼直视着高毅问：“那人别是你吧？”

这一瞬间非常短暂，由于他的姿势未变，看着她时眼球必须转动，因此看上去像是白了高毅一眼，在阴暗的室内有如电光石火。随即，他的眼睛复位，两片细嫩的眼皮再次覆盖了他的目光。

高毅听见自己不诚实的声音在空荡的房间里响起，她颤抖着说“怎么可能呢？

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