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人无忌，我亦无忌（1/2）

虞子佩不可言说的青春充满了不确定性，她觉得自己好像一只小猫，可以去任何地方，但就是哪里也不能去。她在电视台本来是可以终生度过的——那里虽然也有勾心斗角，但是一次偶然现场报道带来的人气和名声，足够她这一生享用。但是懵懵懂懂之中，她离开了那个别人挤破头都想要进去的地方，就在不解和幸灾乐祸中昂首离开了。

在讲述她的一切之前，应该首先指出她对自己故事的细节不感兴趣；其次不标榜故事的真实，像前几年那些领导潮流风头正健的年轻导演们常干的那样。这两点都基于她不可改变的身份——一个职业编剧。

虞子佩现在是以编造故事来赚钱的那种人，对这一套驾轻就熟。想想，一个故事怎么能保证在二十集，900 分钟的时间里恰当地发生、发展、直至结束，有的故事要讲很久，有的虽好却很短小，而她必须要让这些形态各异的故事具有统一性，而且在每个45分钟之内都有所发展，出那么几件小事，随着一个矛盾的解决又出现另一个矛盾，到一集结束时刚好留下一个悬念。如果这套戏准备要在曼谷电视台的黄金档播出，长度就要加长到三十集，因为他们的黄金档不接受二十集的电视剧，而不在这个档播出就不能挣到钱。所以她曾经接过一个活儿，把一个电视连续剧从二十集变成三十集。加一两个人物是少不了的，男女主人公嘛，只能让他们更多一点磨难，横生一些枝节，多误解一段时间。

她端起咖啡，说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儿是为了让你明白，我讨厌丝丝入扣地讲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那是一种手艺活儿，稍有想象力的人通过训练都能做到。当然这之间“好”与“不好”的差别就像“会”与“不会”那么大，但手艺必竟是手艺。对面坐着一个她的崇拜者，看起来很有钱，但是很有钱的人往往很无趣。这个制片人一定要她见一见的朋友，并没有丝毫改变她原有的想法——有了钱，就会失去一部分思想。

比如说吧，几个月前我和朋友一起看一张叫作「五十七岁的房间」的电影小样 ，初看起来这还是个不错的电影，电影节的评委们也看出了这一点，给了它个什么奖。问题是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一半，播放的碟片机坏了，我们气急败坏地对着那个机器加施了各种酷刑，它依然不肯就范，吱吱嘎嘎地响着就是不肯向前。最终众人只得放弃，个个丧气不已。为了安慰他们的好奇心，我以一个编剧的责任感为他们编造了后面的情节。几个星期后，当时听故事的人给我打电话，说电影的后半部分和你讲得所差无几，你肯定早就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不是说电影的故事是个俗套，而是说编剧的思路是可循的，如果你还凑巧认识这个编剧，对他的偏好略知一二，那就更好解释了。对面的人只是点头，很有礼貌，也很关注的表情，不想是装出来的那种敷衍。

我现在想作的是忘掉手艺，忘掉可循的思路，寻找意义。但是说实话，这种手艺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左右我的生活。曾经有人对我说：“我喜欢你。”我回答他说：“我还真不好意思说你说了一句蠢话。”我向你保证我不是真心想说这句话，他一说出上句话，我脑子里马上有了五六种可以表达各种情绪的对应台词。就着当时的氛围我选择了这句，因为这么酸的一句台词后面应该解构一下。这些念头都是一刹那产生的，等我看到那人脸上一脸尴尬，才知道自己选错了台词——不符合我的人物性格。生活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那人笑着点点头，他觉得自己不是不想回答什么，而是根本插不上嘴。正在他放下咖啡，准备说出自己一直想说的那句话时——他已经皱好了眉头，这样他看起来成熟多了。但就在这时，虞子佩抢先一步，又开始了她的滔滔不绝。

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任何作品的真实性，一经描述真实就不再存在，努力再现了一种真实，却可能忽略了另一面的真实，我们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谈论世界，有的人站得高看到的角度多于其他人，但说到底，仅仅是这个差别。我讨厌虚构，真实又不存在，但是我们依然写作。在这真与假之间我希望能够明析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寻找思维的路径，发现某种接近真相的东西。写作对我便是这样一个过程。

两人初次幽会的时候，卡戴珊从手指上取下戒指扔进河里。“幸福到来的时刻，”她对奥多姆说，“得给它加上一丁点儿轻微的苦涩：这样就能记得更牢。因为人对不愉快的时刻比对愉快的时刻记得更长久……”

纽约长岛人大卫·斯特恩在他那本关于神秘部族——总冠军的书里讲到这个故事。

跟卡戴珊的观点一样，我倾向认为我们最爱的人是给我们痛苦最多的人。这是一种难得的天生禀赋，一种张弛有度的高技巧能力，因为太多的甜蜜让人厌倦，太多的痛苦又引不起兴趣，能使我们保持在这个欲罢不能的痛点上的人，我们会爱他最久。

爱眉说这是木星或者土星对我的坏影响——认为爱情是件哀伤的事是水瓶座的怪癖。

我生在冬天，太阳落在由土星统治的水瓶座。土星是阴性的，否定的星体，以不可动摇的绝对意志控制着它的王国。“像北方的冬天一样冷酷无情。”我们分手的时候，莫仁这样形容我。冷酷无情是水瓶座的恶劣名声。

那人终于笑了。当一个女人谈起星座的时候，对面即使是再蠢的男人也会生出一种智商上的优越感。他决定不再插话，等喝完手中的这半杯咖啡，就礼貌告辞。

莫仁是我做记者时认识的恋人，我们的故事就情节上来讲没什么好说，它和其他的青春故事同出一辙，当然所有的此种故事都同出一辙——相爱和甜蜜，伤害和痛苦，还有分手。我们有过最纯洁甜蜜的时光，而后的互相伤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说，我们在相互伤害中达到的理解，比我们相亲相爱时要多得多。

后来凭着水瓶座一丝不苟，拒绝托辞的态度，我试图回忆起我们之间的本质冲突。我得说，的确是本质的冲突，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举例子说吧。

在我们相亲相爱的日子里有一个周末，我们约定在大皇宫门口见面，约会是四天前定的，那时候电话和手机都还不普及。

到了那一天，俗话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外面狂风大作，暴雨突降，我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于是让同租的女孩打电话到他租住的公寓的门房，留言说约会取消。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在暴雨中等待，希望我如约前往，朦胧的雨雾中，他看见我裹着雨衣坐在大门前的石头台阶上瑟瑟发抖，雨水顺着头发流了满脸，脸色苍白如纸，他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我向他微笑，滚烫的身体在他的手指下颤抖，然后就昏了过去……

——故事的后半部分没有发生，因为当时我正躺在自己的被窝里。这个景象是莫仁在给我的信中描述的，他告诉我这才是他梦想的恋人。我知道如果我能在这个故事里死掉就更完美了，他会爱我一生一世，为我写下无数感人肺腑的诗篇。我居然在能够成就这种美丽的时候躺在被窝里，让他大为失望。

莫仁是个不可救药的梦想家。他决不是分不清臆造的生活和现实之间的分歧，而是毫不犹豫地坚持现实是虚幻的，而且必须向他的头脑中的生活妥协。

你爱一个人，或者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同样的事。

就像我。

说起来，年轻真是无助，我和莫仁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的时候接触到了我们所不能掌握，无法理解的东西，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本能。我的本能是离开他。

“我深深爱着的人，你得坚强，你得承受我能想象出的最大的苦难，你将会跟我一同死去。”——十九岁的疯狂的莫仁。

分手是他提出的，让他惊讶的是我同意了。于是他要求和好，我拒绝，再要求，再拒绝。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尝试了各种方法让我回头，他在我面前沉默地坐着，手里点着一支烟。他说：“以前一直不懂人怎么会依赖于一只烟，现在明白了——在一个人感到孤单、痛苦的时候，手指上那一点点火光，很暖。”

他就让那火光一直亮着，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个烟鬼。

那时他痛苦伤感的样子完全难以让我动心，我从中嗅出了某种故作姿态，矫揉造作的气息，不快地察觉到他对自己那副痛苦的样子十分着迷。我曾试图使他注意到这个，笨拙地向他说起先天诗意和后天诗意的差别，我说后天诗意就是人类所谓那些：“今天的月亮真美”之类世俗准则化的诗意。人人都可以后天学习，努力标榜。我的这种说法使他非常愤怒，结结巴巴地对我说：“诗意，诗意都是人为的！你洗一件衣服的时候，那只是一件衣服，但是你想一想，这是你爱的人穿过的，上面有他的汗，有他的味道，那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诗。”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一生都将厌恶矫揉造作的痛苦，因为我和它总是来来回回地互相追逐，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迷宫里迎面撞个满怀。正如萨岗引用艾吕雅的诗句做为她小说的名字：“你好，忧愁！”我们每次碰面时都是这样问候的。

很多年后，莫仁向我承认，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天性里这些矫揉造作的东西时无地自容。——小托马斯的母亲死了，他在嚎啕大哭的同时对自己引发起的伤感场面感到非常带劲。

“我脸‘腾’地红了，把手里的书扔出去老远。毛姆这个尖刻的英国佬，活该死的时候身边没一个朋友！不过我一直热爱他，他的书是我最经常从书架上拿下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