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 新监国的三把火(1/2)
朱常汸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汉人朝廷的军队在内战中被过度消耗,选择了对朱由崧暂时虚与委蛇忍让、先借机从其他藩王下手削藩。这个决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史可法等极个别参与了决策过程的阁臣也知道,如果一开始就对福王下重手,纵然能搞定,但绝对会留下一个后遗症,那就是导致其他藩王人人自危、抗拒入朝。
如此,将来再想慑服全部地方军阀,会导致的内战隐患,绝对比现在更高。那还不如暂时显示朝廷的宽容,让一切曲、过都归于福王。
当然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也不是没人反对,比如刑部尚书徐石麒,就私下里秘谏,提出了一点:
“乱世当用重典,大王初监国政,当用雷霆手段,才能压住局面,一旦示弱,会让阴怀野心之辈愈发蠢蠢欲动。”
朱常汸本人是个不懂政治的软弱之人,听徐石麒这样秘谏时也不知如何反驳,毕竟听起来确实有道理。
好在史可法和朱树人很清醒,最后由史可法出面,对徐石麒的说法给出了坚定的反对:
“此一时彼一时!乱世用重典,明法确责,那是用在先主暗弱和稀泥的情况下的!比如当初刘备入益州,此前的刘章暗弱和稀泥,法度松弛,所以诸葛亮要明法确责!”
“可如果先主本身就是刚毅苛法的状态,比如秦始皇和胡亥那种,那刘邦入关中,便当约法三章!”
这番话之所以需要史可法出面,自然是因为朱树人如今还是外镇总督的身份,不是朝中阁部,
他如果明着干涉中枢决策,很容易落人话柄,还会进一步给野心家借口,打出“清监国侧”的旗号反抗。所以朱树人哪怕再受岳父信任,暂时也只能先暗着来。朝臣中只有史可法和沉廷扬,是直接明确知道朱树人参与了中枢决策的,其他人都瞒着。
等在这一轮巩固中央权威的过程中,再立一点明显的功劳,朱常汸才好给他继续升官、加挂一个尚书衔、参与中枢决策的名分。
(注:明末外镇总督加一个兵部尚书衔督师,或者再加上大学士衔,就方便很多,可以直接参与朝廷大政讨论。朱树人此前只有总督,封了公爵,但一直没有加大学士或者尚书衔。)
而这番话后面还有半段,朱树人显然没让史可法明说,那就是他们认为崇祯是属于秦始皇和胡亥那个风格的。
现在天下臣僚武将,担心的都是被清算历史问题,只有趁机显示新的监国绝不清算历史旧账,大家往前看,才能更多团结人心。
相比之下,法令赏罚不够严明,根本不是眼下的主要矛盾,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徐石麒只是作为刑部尚书,比较重视名分,不习惯和稀泥。被史可法这么一番说服,他也就认了。于是朱常汸的藩王政策,也就被毫无保留地推行了下去。
……
政策虽然颁布了下去,但执行也需要时间。此前第一次召见福王,就是三月初八下达的,福王拖沓回复、打口水仗,再加上朝中商议,基本上就拖到三月下旬了。
三月下旬,宣召诸王的监国诏书陆续下发,路上还得按远近少则走十天八天,多则一两个月,所以这桩事情,至少要到崇祯十七年下半年,才能彻底出结果。
毕竟宣召诸王也不算紧急军情,不可能用六百里加急去送,只能是用日行一两百里的普通传诏使者。
而藩王们同意启程后,最多也就是日行五十里。这些养尊处优的王爷,又哪里肯骑马奔驰劳苦了自己。
这三个月里,朝廷也不能闲着,朱树人也没有借口一直留京,所以他准备稍微再跟岳父和父亲、史可法商议一下下阶段的大政方针后,就暂时回自己的防区督军、处理民政。
崇祯死了之后,朱树人在湖广总督辖区内的种田攀科技大业,也能有新一阶段的部署了,那些事情同样很重要。否则最多半年,等清军打来,南方夺权倒是夺到了,野心家也都剪除了,结果却打不过清军,那就一切都完了。主次矛盾朱树人还是分得清的。
朱树人算了一下时间,大约四月初,他就可以离开南京,先回自己的地盘,静待朝廷这边政策执行推进。
如果形势危机,他可以在合肥待命,反正合肥也算是他的总督辖区,一有变故一伸腿就能带兵重回南京。如果形势不危急,就回武昌。
所以,三月下旬,朱常汸也趁着女婿离京前,密集抽出时间,专门召集沉廷扬、朱树人、史可法,关起门来私下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政方针。
至于其他四部尚书那些外人,就不用参加了。关门小会开完后,再由沉廷扬和史可法对外据理力争即可,那些朝堂上走流程的细节,朱树人也不会关心,也不会看见。
朱常汸本性佛系,也不愿意多折腾,所以这些秘议一上来,他就先抛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如今天下大乱,初掌监国之权,到底应该一切照旧、安定人心,还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弄点动作、以示跟先帝在时不一样?
面对这一问,史可法还是想持重的,沉廷扬的态度没史可法那么坚定,主要是他也读书不多,不太了解除了财政以外的其他政治。
史可法诚恳地劝说:“大王,之前讨论控制诸藩事宜时臣便已说过,当今之世,便如秦末大乱、当彷汉高祖约法三章,轻省为政,既往不咎。
在诸王来南直隶之前,还是一切照旧安定人心为妥。纵有些急务要变革,也不差这几个月,当徐徐图之。控制住诸王后,地方将领再想巧立名目闹事,也没了拥立的对象,到时候自然阻力小得多。”
朱常汸觉得这番话着实老成谋国,已经有几分采纳,又转向旁边的沉廷扬:“沉卿以为如何?”
沉廷扬叹了口气:“史阁部所言确是老成谋国,但眼下某些事情,已经迫在眉睫。自先帝殉国,已有两月,朝廷才重回正轨,而北方诸省多已沦陷。
先帝殉国时,不过北直隶沦于贼手,河南、山东还有一些州府被朝廷掌控。就是这两个月里,闯贼节节败退,如今北直隶全境与山东大部、河南省位于黄河故道以北的几个府,都已经为鞑子所占。
听说闯贼本人已经退到了开封,如今只有河南数府,和山西、陕西二省在闯贼之手,所占不过两省零三个府。
如此局势,朝廷今年只剩南方各省税赋可征,要养的兵马却比往年更多,才能保证守住疆土。先帝所定三饷,注定有很多省会征不上来。
若不寻求新的财源、还得确保在攫取财源的过程中不致逼反更多百姓,只怕鞑子打来,军心民心就先会瓦解。”
沉廷扬的言论,始终讲究实利,在他看来,就算为了大义名分,也没那好几个可以浪费了,适当的行险加速,是非常必要的。
朱常汸本就是个没主见的,只好再看向女婿,以眼神示意,希望朱树人帮他分析。
他也不想想,朱树人和沉廷扬是父子,如果国政决策需要“少数服从多数”,那在场这三个人,史可法怎么也占不到多数票——除非朱树人也真心觉得他父亲的想法有问题。
朱树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内心确实觉得史可法的做法有点过稳了,而且只讲究堂堂正正,没有谋略配合。但他为了不显得父子勾结,也要充分想明白理由,才好开口反驳。
朱树人思忖良久,这才秉公说道:“大王,臣以为史阁部所言,虽属正道,但却有些微见不到之处。臣父所言,为朝廷财赋开源、以养兵扩军、抵御外侮,实属刻不容缓。
故而臣以为,大王监国之初,便当顺应天下人对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预期,作出一些调整,这样反而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容易稳定人心——”
朱树人说到这儿,先停顿了一下,并不继续向朱常汸解说,而是转向史可法,“史阁部,您刚才也说了,秦末之世刘邦以轻省安定人心,但刘邦的轻省,具体可是表现为‘约法三章’,而非什么都不干、直接废尽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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