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争革命（1/2）

赞曰：

人性非善恶，

运动无劣良，

后来治世者，

当思半山堂。

王安石其人，非穷凶极恶之徒，与他手下那班混账，还是有区别的。王发动的革命，最终搞垮了北宋，也算是属于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只是一个老顽固而已。苏老泉辩奸论有句话说得好，“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荣格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偏执的性格最终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王拗公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即所谓不近人情。有人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只将一盘鹿脯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脯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只将眼前的那盘菜，同样吃得干干净净。饭后大家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脯。王拗公种种不通人情、思维短路、脑回沟平直之事不胜枚举，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仍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还有一次，“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八百里泊，则可容矣。王荆公笑而止。”这么个颟顸、迂腐的怪老头，把权都集中在他手里，最后葬送了王朝，也不足为奇。

有人说，王安石只是搞变法而已，没那么多罪过。搞变法、搞改革当然不是罪过，但把变法、改革搞得天怒人怨就是罪过！不管干什么搞得天怒人怨都是罪过！任何理想、理由都不能洗白！变法不是挡箭牌！又不是只有你王安石一个搞变法，庆历变法，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庞籍、欧阳修、蔡襄。。。那么多先贤致力于改革，到了你熙宁变法，各位仁人志士统统站在反对你变法的立场，难道改革派一夜之间就变成保守派啦？不合理嘛。他们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运动式搞改革的手段，以及搞改革的那班恶人吧。我记得王安石搞了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央直属，以小吏治大员，简直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宋翻版嘛。某人熟读历史、擅长帝王术，我是相信滴。靠着这个“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的机关，兴风作浪，往各地各衙门派工作组，见官大一级，组织疾风暴雨的运动方式搞事。同时古时候朝廷设置的唯一专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御史台”被他彻底改造为实施新政的特务机构，原来的御史们全部被下放边疆劳动改造了。这相当于砸烂公检法吧。

这变法大致是“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 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事实上，鉴于手段、行为的粗暴、卑劣，改革点啥其实都不需要说明。理想越丰满，在政治手段上卑劣的反衬，愈加有悲剧感。整个所谓改革的过程，就是打倒旧党的政治运动，以及新党内部互相整人的过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文革中那些打倒的闹剧，以及左派之间的互相狗咬狗，实际上一千年前就演过一遍了。当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也不见得有多高尚，但是，人家至少不窝里斗啊。新旧两党的缠斗，我就不多说了，谦谦君子参与的撕扯，实在是提不起来。旧党报复凌厉，以牙还牙，以斗争为能事，行事向左派看齐，实在是可称历史上最差右派，真是没脸说。（左派与右派之分，自然首先是行事风格之分，偏激为左，中庸为右。）中国历史上左派时时有比如法家，而从未有像熙宁际闹得不可收拾的，何者？右派自重身份，绝不把自己降低到左派的水准与其撕咬，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