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命运多舛(1/2)
文件夹里有白梦楼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还满脸稚气,那一年,白梦楼上高三。
那一年,白梦楼像所以的有志青年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自己的语文书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下一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他不仅仅梦想通过努力改善自己和父亲的生活,他还梦想以自己的努力改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生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仿照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写了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大为赞扬,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富人能够更富,但富且仁善;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穷人不会更穷,他们能保留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尊严;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人人都可以用汗水改变未来。
我相信上帝不会为我们实现梦想,
但我相信启明星会指明梦想的方向!
这篇文章被老师贴在教室后墙的学习园地上。
但白梦楼眼下最大的梦想是吃饱肚子和有钱购买必要的学习用品。他的远房伯父暂停了对他的资助,不是不愿意资助他了,而是
受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影响,通货膨胀成为笼罩在千家万户普通老百姓头上的梦魇。日益上涨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不断上涨,白梦楼的生活日益艰辛。
父亲知道儿子的不易,决定拖着一只残腿出去打工。对于父亲的决定,白梦楼愁肠百结,但眼下的处境如此,多说未免矫情。他千嘱咐万嘱咐,和父亲依依惜别。从内心讲,他真不希望自己唯一的亲人背井离乡;但不去,生活怎么维持呢?
年近五旬的父亲和乡亲一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湖南长沙。由于腿有残疾,没有人愿意用他。经过再三恳求,一家建筑工地工头收留了他,但是工钱只有别人的一半。好歹总算有活干啊,从此以后,他拖着一条残腿,艰难地在工地上忙碌。每个月白梦楼的卡里就会收到300元到500元不等的生活费。
这样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
三个月后的一天,白梦楼接到了同村的乡亲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在长沙病故了!
这个噩耗是同村的王大红告诉白梦楼的。
那一刻,白梦楼只觉仿佛被一道看不见的大力击中,他的眼睛忽然一片空洞,什么都看不见,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人。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这个沉默、懦弱、多病的父亲是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在这个孤独、敏感、坚强的少年的心中,父亲是心中唯一的温暖源泉啊!
那么,苍天,你是要夺走这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寄托吗?
白梦楼坐上东去的列车,匆匆赶到了长沙。在殡仪馆他见到了父亲,只是往日那张总带着憨笑的脸上再无生机。这个老实巴交的深山农民,在走出深山三个月后,把生命留在这座繁华的城市。
是同乡孙旭刚带他来到殡仪馆的。在路上,孙旭刚断断续续地向白梦楼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父亲穿的单薄,加上晚上睡在透风的工棚,近期天气反常的冷,于是就病了,发烧。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扛扛就过去了,现在的医院哪去得起啊,看个感冒都让你做遍所有的检查,几百上千元砸进去响都不响啊。工友们也就没有再劝他。但是,连续几天不干活,老板不愿意了,不让他呆在工地的工棚里。然后,父亲就收拾被子住到了天桥下面,说等两天病好了再回来干活。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他已经很虚弱了,我看这样不行啊,得想个办法,我想到了收容所。”孙旭刚说,“以往收容所像看守所,要钱,还打人,但据说他们打死了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引起极大的民愤,改革了,真正成了流浪者的救助机构了”。
于是,孙旭刚被着父亲来到了长沙的一家收容所。收容所的情景让两人大吃一惊。只见一个流浪汉被绑在长凳上,不住的呻吟。
“大冷天为什么把一个老人绑在凳子上?”孙志刚把白梦楼的父亲放下,向一个经过的工作人员询问。
“你是他的什么人?随时可以放开,先签字!”
“签什么字啊?”
“不同意收留啊。你啰嗦不啰嗦啊?”工作人员厌烦地说。、
孙旭刚明白了眼前的处境,他果断地背起白梦楼的父亲离开了收容所,回到天桥下。
“看来孙志刚还是白死了,那个地方还是去不地啊。”孙旭刚在心中默默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事情非常清楚。父亲被安置在天桥下,孙旭刚回到了工地。夜里,下起了大雪。有路人看见父亲生命垂危,打了120.
120的医务人员赶来,问父亲上不上医院,父亲拒绝了。他仍然不想花钱,他仍然坚信“扛一扛”能挺过去。
但是,他没能挺过去。
第二天,雪停了,天晴了。红日升起,照着这个银装素裹的城市。到处是打雪仗、堆雪人和拍照的人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震得树枝上的积雪簌簌下落。
父亲早已停止了呼吸。他睡在天桥下,宁静而安详。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淡淡的笑容。他在笑什么呢?
或许他梦见自己的儿子金榜题名。
或许他梦见儿子赚钱了,父子两人再不用生活得如此艰辛。
但他也只能在梦中看到了。
中午,孙旭刚来时,发现了他的死。同时冻死的还有一名流浪汉。
部分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并且有记者假扮流浪人员到救助站求助。故事如出一辙,记者被打,被逼迫签字拒绝接受救助。
舆论大哗,救助站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工作人员均按规定程序开展工作,其行为并无不妥。
有媒体采访120救助人员,他们也振振有词,他们的工作均按程序开展,其行为并无不妥。
“看来,行为不妥的是冻死的这些人了。”有老百姓叹气道,“为什么国家的政策到地方就变味了,还变得理直气壮呢?”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白梦楼不需要人回答这个问题。
他抱着父亲的骨灰盒,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看到列车外呼啸而过的山川田野,心中只有父亲的影子在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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