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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塔格里奥妮夫人曾经的建议,仍然和那些志愿者们一起住在办公大楼里面,不过已经搬到了薇拉的隔壁。但是我已经开始考虑,是搬去和海因里希的母亲同住,还是应该回到巴黎等待消息。
这天,我正要去厨房帮忙的时候,在走廊里遇见了塔格里奥妮夫人。她手里捧着一大摞文件,正有些气急败坏的嚷嚷着:“天啊,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去吗?不过就是去送一张单子而已,签了字、盖了章拿回来就行了,有这么可怕吗?”
“夫人,我其实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小声地说着,稚嫩的脸上却带着惴惴的神色。
“别胡说,维克托。规定就是规定,不能让你一个人没有照应就跑去那里。”
这是去哪儿?现在柏林还有这么危险的地方吗?
我停在那里,等他们的对话告一段落后上前和塔格里奥妮夫人问好。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我尽量语气平和地问着。
塔格里奥妮夫人为难地和维克托对视了一眼,然后开口和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有一张核对分发消毒剂数量的单子,需要送到苏联军队的驻地去。除了略微懂些俄语的维克托,没有人愿意一起过去。
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既惧怕又厌恶那些苏联人,觉得他们野蛮而粗俗。两边的队伍泾渭分明,并没有什么并肩作战的亲密感,只不过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才勉强站到了一起。而苏联人从德国选择进攻他们国家的那一刻开始,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大概也抱着一种不愿多谈的疏远,转而将这部分的怒气与过去几年的国仇家恨一起报复在德国人身上。刚刚被苏军占领时的柏林人,还有在东线被俘的德国官兵,都因此受到了“特殊而残酷”的对待。战俘营里的人,有些高阶军官被直接处死,剩下的人就在苦寒之地挣扎,看最后谁比较幸运能熬过去。而这些,似乎正验证着其他国家对他们的认知,并且加深了这种印象。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每次出现涉及到苏联部队驻地的事情,按照规定都至少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处理,大概是想着这样彼此都有些安全感。可是如果真的出现冲突的话,两个人又能比 一个人多起到什么作用呢,不过是找不到更好办法之下的自我安慰罢了。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苏联人还是有一定好感的。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再不和,他们应该也不会对过来报送单据的志愿者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如果其他人太忙没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帮忙。”
大概塔格里奥妮夫人真的是找不出什么人愿意过去,现在有人自告奋勇,不知道是因此而松口气,还是没有其他选择之下的无奈之举,最终也只能是同意下来。
她将放在文件最上面的单子交给维克托,连声叮嘱着我们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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