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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原来的维希政府被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取代，原来的很多条例都已经被废止。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不过在这种过渡阶段，我们也只能花费很多时间重新办理好各种繁琐的手续才能返回巴黎。

几天之后，在加瑞尔神父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将一切办理妥当。而在此期间，奥黛丽也已经将行李收拾好，只等铁路恢复通车我们就可以动身。

等待的时间似乎总是显得十分漫长，但是我们仍然非常有耐心。从1939年夏天的波兰，到1944年秋天的法国，5年的时间都已经熬过去了，我更加不会在乎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而奥黛丽，更像是是还没做好回到巴黎面对父母的准备，这多出来的几天更像是一种安慰，让她的情绪得到一个缓冲。

离开圣格尔莱诺的前一天，加瑞尔神父来到伊莎贝尔姨妈家为我们送行。奥黛丽虔诚地和他一起进行了祷告，接着他又为小皮埃尔念了福音。在回教堂前，将我叫到一边。

“孩子，能请你帮个忙吗？”他客气地询问着我。

我虽然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仍然点头答应着。

“你知道，法国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却还有很多后续的事情。我们这几天奉教会的命令，到城里的监狱去给那些已经投降的或者被直接逮捕的德国人，以及在占领期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法国人做忏悔。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意义，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大概下命令的人也有自己的考量。顺便说一下，不知道他们早前干什么去了。”他说着摇了摇头，又划了一个十字，“愿主原谅我发牢骚。总之，现在法国的一部分神职人员正在干这样的事情。南特这边的人手已经足够，教会来信希望我到巴黎去帮忙。”

说着，他用一种饱含期盼的目光看着我。其实我没太抓住神父这一大段话的重点，他是想作为旅伴和我们一起去巴黎吗？

“您的意思是？”

他抬手放在嘴边掩饰性地咳嗽了一下，看起来是在为自己接下里要说的话感到有些为难。

“虽然教会十分认真诚挚地召唤我们到巴黎去，但是却没有为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按照信中的意思，我需要自己找寻一个翻译……我听说，你会德语。”

他说得很笃定，完全不是询问的语气，而且小心地向奥黛丽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是在暗示他的消息来源。

看起来大概已经容不得我否认：“我倒是会一些。”

“啊，我果然没猜错！”

我愕然地看着神父脸上那狡黠的笑容和得逞的兴奋，好半天才回味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