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朕觉得试种玉米和番薯才是大问题(2/2)
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番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
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应,因此百姓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区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地主们弃如敝履,即使有所种植,也是浅尝辄止,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一点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启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亲自试种和在他家乡上海普及的经验。
但徐光启的努力成果范围十分狭小,基本只限于上海一地,江南大地主们都忙着做生意不跟进,就凭徐光启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拯救大明苍生。
因此朱翊钧说话时是十分谨慎的,徐光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明好地主,他怎么能要求大明每一个地主都像徐光启一样好?
所以朱翊钧只说“试验”,不说“推广”,他知道一说“推广全国”这四个字,他让李材等人做的“试验”基本上也做不成了。
申时行果然没追问,只是应声道,
“皇上既有决断,臣每回去改票。”
“然臣闻玉麦、番薯藏种坚难,入土则不冻而湿,不入土则不而冻,向二法令必不受湿与冻,方才故得全也。”
“因而此二物与北地风土不宜,即便云南一省可种,恐怕也无济于山陕饥荒。”
朱翊钧点了点头,他知道申时行是担心李材上报情况后,自己不顾实际情况立刻下令在北方推广。
倘或种植不利,李材等人虽获赦免,但也直接得罪了北方地方官,以为是他们为尽快脱罪才在皇帝面前夸大其辞。
因此申时行替李材等人将丑话说在前头,倘或将来因此事有所牵连,自己也不会再怪罪李材。
申时行的反应十分迅速,朱翊钧也瞧不出他究竟是否为了私心才为李材打算得如此妥帖。
当然申时行说的也不能算是假话。
万历年间一般人对番薯的认知就是这样,认为番薯属于热带作物,怕湿怕冻。
而晚明的中国北方三冬冰冻,留种困难,所以历史上番薯在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种植之地,只能局限于四时无霜的交广南方。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后来是徐光启解决的。
徐光启认为番薯和其他谷物并无不同,京边之地,能够种谷,也就能够种番薯。
于是他受北方冬季窖藏蔬菜水果办法的启示,认为可以采用“窖藏法”保存番薯。
而南方土壤过于湿润,窖藏番薯容易腐烂,所以北方反而比江南更易藏种。
只是徐光启在天启年间受魏忠贤专权的影响,到了崇祯皇帝即位以后才奉诏回京。
当时徐光启回京,主要是为崇祯皇帝修定历法,又适逢清军进逼京畿,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没有足够的富余由他在北方推广番薯。
所以窖藏法虽然在技术上打破了番薯北上的障碍,但还是没能够拯救明末的“安安饿殍”们。
朱翊钧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先不把话说得太满,
“先生说得很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省可种,并非处处可种,朕令他三人试之,不过是为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而已。”
申时行见皇帝的态度不算强硬,又想着此事往后或有科道官纠劾,便也稍稍放下心来,
“近该各处灾伤重大,人心嗷嗷,皇上恻然哀怜,大施恩泽,请赈则赈,议蠲则蠲,不靳庾粟帑金,以佐百姓之急,实乃天下之大幸。”
朱翊钧微笑道,
“各处灾伤,小民困苦,节次蠲免钱粮,赈济银谷,一应救荒事宜,还有劳先生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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