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五三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三）（1/2）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皇帝反而更加兴奋。

心想如今这贸易被处处掣肘，尚且能赚这么多；若是将来真的做成了打破英夷航海条例之大事，这不得起飞了啊？

如今收了商人36万两的“好处费”，作为给丹麦商馆加税的回报。

日后自可成定例。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别家。

当然今年的情况确实特殊一些，但日后纵短暂下滑，只要将来补回来便是。

“爱卿所言，朕自知晓。你且放心，朕也不至于拿今年的数目做平日情况。”

“这海外贸易事，朕对爱卿最是放心。也不会叫别人胡乱干涉的。”

皇帝说这番话，主要还是因为当年他拍脑袋的“高端瓷器赚得多”想法，赔了一大笔钱赔出来的经验。

对外贸易，当然要讲究科学。

历史上其实这种“一拍脑袋”的“搞笑”决策，多得是。

历史上1843年，一鸦结束，英国资本家大为兴奋。

然后，西菲尔特的一家公司，花费巨资，动用了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往中国运了一船“餐刀、餐叉”，准备大发一笔。

这已经不是拍脑袋决策了，而是脑袋被高压水枪呲了的决策。

靠着这种拍脑袋的决策，和对真正懂东方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的打压，英国“成功”地将除鸦片外的对华出口额，从一鸦巅峰的250万英镑，拍到了52年的140万英镑。并且在二鸦后，搞出来一个仿佛魔幻世界一样的1876年的半殖民地2.5%关税的中国再度顺差白银1058万两……

现在的情况，刘钰是一点不担心外国货的倾销，而是担心贸易额逐渐增大引发国内的诸多问题。

在本国不能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每年几千万两的白银入内，这也足够危险的了。

得亏大顺的行政能力不是很强，不能把大笔的钱收上来再花出去，使得欧洲的价格革命至今对中国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然而即便行政能力不强，大量外部白银的入场，也会随着皇帝花钱而逐渐影响到全国。

像是今年修淮河，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将全国各地的白银，在两淮地区花出去，一下子涌入三四千万两白银，冲击有些巨大。

最简单的一点，肯定会造就两淮地区的银钱价比问题。

而这，正是刘钰忧心的地方。

大顺的货币政策，既不是银本位，也不是铜本位，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货币政策。

大顺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收税却收白银。而法定的一千个铜钱能换一两白银，根本只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大顺连官方的银行、货币兑换所都没有，甚至这么大规模的对外贸易，都是直接称重来算，怎么可能民间的兑换比能按照官方来？

这类似等于是官方发行法币，但官方收税什么的却收英镑法郎荷兰盾西班牙元。

之前对外贸易不是很主动，都冲击出来了个货币白银化，冲击出来个白银税改。

如今对外贸易的额度、数量，都急速增加，若这种情况下还不考虑货币问题，肯定是要出事的。

这个事从实际来讲，可能不算啥太大的事。

但在朝堂里，可能会成为被人攻讦贸易的方向，是以刘钰有必要跟皇帝提前提一嘴。

大顺的士大夫水平，很难搞明白经济。

很多都是凭感觉来。

历史上1810年代开始，出现过一波突变似的钱贱银贵，一些地方瞬间涨到了1600到1700兑一两白银。很多士大夫凭感觉，认为是鸦片走私导致的。

虽然说，鸦片当时走私确实已经严重了，但问题是即便算上鸦片走私，那几年每年的白银入超量，依旧保持在600万两左右。

士大夫会归结于鸦片走私的问题。

从立场上讲，这是好事，引起了对鸦片的警觉。

立场先放一边，10年代开始的银贵，鸦片走私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那几年实质上的出口量和白银流入量都是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