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2/2）

其他还好说，武将的任命却是愁煞了人，文臣不愿转武职，若要提携武将，文武分道扬镳多年，文官不屑武事，文武泾渭分明，素无来往。煞费苦心把萝卜□□了，却没有得用的自己人去填坑，又不甘心给他们做嫁衣，便宜了对手，加上武将迁转任命还需经由兵部，更令局势错综复杂，以致折冲府就这么荒废着，连今年的府兵番上都无力顾及了。

如此乱局之下，墨远重可以为铲除异己不管不顾，但赵学舟却不敢放任裕州陷入大夜弥天。为了阻止墨远重扩大赈灾银案打击面，同时还被诬的诸清流官吏一个清白，荡清裕州阴霾，在对手掌握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劣势之下，赵学舟只得借地位特殊的御史台与之抗衡。如此处置虽有僭越之嫌，但却是大旭朝堂多年默认的理政方式。

今上沉疴多年，数度昏迷不醒，无法处理朝政，但军国大事一日不可废，其卧病无法理政那些年多由政事堂诸相共议决断政务，寻常事便按惯例自行决断，只有在遇到前所未有或非天子不得擅专的军国大政时，才会待今上精神好些时提请批示。可喜大旭时值四海升平，政事堂所处理者皆为平常庶务，故而游刃有余，鲜以政事烦劳过圣驾。此番做法于律不符，于法不容，却是于治国不可或缺，只得万众一心装聋作哑，学起了民间民不举官不究的做派，天子加满朝文武上下一道做起了睁眼瞎。

待今上病情缓和后，虽不能上朝，却能于病榻上发出诏令，让各部司执行。因外臣轻易不得入宫，今上就把起草诏令的任务交给了值守宫廷伴驾解闷的翰林学士，长此以往遂成了定制，并增设翰林待诏一职，从翰林学士中挑选出文采出众者担任，负责为陛下宣读奏章，秉笔拟旨制定诏令。

此制亦是新创，使得诏令直接出自于内廷，因而得名“内制”，相应地原先由归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草诏的制度则得名“外制”。自天子从内廷发号施令后，朝堂也因有了内外之别，原本处理国政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体系成了外朝。外朝的衙署皆在宫城之南，主要集中于紧挨宫城的皇城，因而常以“南衙”代指。而南衙政事则出自宰相议事政事堂。

今上一病经年，病情时好时坏，好起来尚能发布政令，坏起来就完全无法处理政务，全赖南衙发布政令于政事堂，以政事堂为中枢统御朝堂，而翰林院随即完全停摆。朝堂政令发布多年来在南衙和内廷之间交替轮换，造成令之所出非系一门。且由于禁宫中的内朝和朝臣之外朝只能靠圣上亲信来沟通维系，尤为倚重亲信治国，结果为墨远重之流所趁，借以揽政专权。

至为严重的是，清流手中纠弹百官、压制奸佞的御史台完全失去了作用。圣上病卧禁中，天颜难见，而呈上弹劾奸小的奏章又如泥牛入海，诏狱亦再未启动，曾左右朝堂的御史台权责丢失泰半。而此处又恰恰是清流长久以来坚守的反墨党阵地，不容有失，否则再无遏制墨党的利器。

特别是太子监国后，东宫僚属接手朝政，在纠弹非违方面，太子自然会启用与御史权责相当的出自东宫班底的司直。若不趁太子秉政之初，理政尚未形成定例之前归权于御史台，御史台便要沦为摆设了。

正当赵学舟为保住御史台心急如焚之际，夏建业的贪墨赈灾银案给了他这个脱困的契机。以御史台介入审理要案，无疑可以摆脱被边缘化的颓势，重新掌权；要避免墨党操控刑部及大理寺借夏案打击清流，也不得不借助御史台的审案权掌控局势。两者唇齿相依，互为裨益。

权衡利弊后，赵学舟决定铤而走险，无诏而启动诏狱。诏狱虽有奉天子诏敕而启之定法，但这些年来成法脉准绳建立起来的规行矩止早就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也不多差这一回了。如今朝政奉行的不是按律办事，而是因循成习，习以为常后，便是成规了。

正如御史台原本也没有审案权，其问案肇始于当初侍郎落水案，因事涉朝臣和提供宫廷用物的少府监，陛下才特令御史台成立诏狱负责审问相关人等，责成御史台尽快审理清楚奏请圣裁。

随后陛下缠绵病榻，一时半会顾不上这个临时搭建的草头班子，便也没有裁撤，诏狱不明不白地保留了下来，由此开启了御史台问案之肇端，只是妾身未明的尴尬局面直到被纳入大旭律后，才得以扭转。

但今上登基后，并未专门组织重修大旭律，故而只是添了寥寥数笔，确定御史台掌诏狱，却再无具体条文将权责加以界定，一切皆以每次陛下下令交办案子的诏令为准。御史台台狱创立之初便只审不判，因循沿袭遂成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