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往事（1/2）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供销合作社。

这是完完全全计划经济的产物，供销社的门头上，都会有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几乎都有“文明经商礼貌待客”、“挑多不厌问多不烦”、“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标语。

其实，那个年代很难保障。

那时，一斤盐、一瓶酒、一尺布、一颗纽扣、锄头扁担、化肥农药……无不与供销合作社的三尺柜台有关。

当时的供销社，主要经销日用百货、服装鞋帽、毛巾手帕、书本文具、搪瓷铝制品、糕点烟酒、副食杂货等等。

当时买东西要有票，售货员都是正式工，供销社的里面，都是苇席吊顶，青砖铺地，打扫的干干净净，柜台一端营业员出进的通道，前有木门上有木盖。

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更没有手机，算账，完全靠算盘。在供销社上班，练习算盘子是基本功，算盘要拨拉的又快又准。

那个年代，供销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不过，逛供销社，就像现在逛超市一样，很多时候，就是去过过眼瘾，聊聊天，看到喜欢的东西，兜里没钱，只能咽着口水离去。

那时候买东西，不是你想买多少就能买的。很多东西，买的时候不是花钱，而是要有票：粮票、布票、烟票、酒票、火柴票、肉票、点心票、糖票，诸如此类等等。

售货员，不是一般人能当的。一般都是关系户，还有一些上上下下的知识青年。那时候的售货员，都是正式工，个个都很牛。虽然门头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但是有的售货员的态度一点都不好。

别问人家凭什么牛，因为她们收入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每月拿24元的工资。当时，一般工人一个月也就几块十几块钱。

当时，民间有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这些，都是人们羡慕的好工作。

赵昊的父亲当年就是一名人人羡慕的供销社售货员。而母亲，则是出生在一个严重的“重男轻女”家庭当中。

何谓旧社会的重男轻女？就值得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说一说了。

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大部分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相比于八零后、九零后来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很不认可他们的行为举止，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很多言行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有莫大的关系。

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幼年、少年和青年相继赶上了国家历次正直运动，镇压返各命、返佑、大跃进、文化大各命和上山下乡，该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该读书的时候赶上了知识无用论和狠批臭老九，该工作了赶上了知青返城和待业，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又赶上下岗与买断工龄。可以说他们经历了几乎所有的物质匮乏、文化缺乏、精神压抑年代。

在中国50前的老一辈们，他们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重男轻女，为了要个男孩，吃尽了苦头，身体落下了疾病，他们抱着不生男孩誓不罢休的理念。

在我们身边有好多这样的家庭，他们家老大是女孩，接着生老二，还是个女孩，接着生老三，还是女孩。为了躲避国家的计划生育，他们躲躲藏藏，目的就是为了要个男孩，条件好的不用躲避，交了罚金，继续坚持他们的理念；条件不好的，他们的生活简直就不像正常人过的日子，吃的差，住的差，两个大人为了孩子很苦，他们每天要干很脏很累的活，养活一家。而生下的这些女儿也同样的生活很苦，他们大的要照顾小的，小的还要照顾更小的，小小的年纪便没有了美好的童年，他们的日子基本都是灰暗的。

赵昊父母就成长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夹缝中，还是在农村，身上几乎鲜明镌刻着那个年代的所有烙印。

只不过父亲是“土改运动”的牺牲品，父母早亡，长兄为父，童年生活凄凄惨惨戚戚。

而母亲。长姐为大，下面依次是二弟，三妹，四妹，五弟。从小便是家中的重苦力，不光要务农，还要照顾弟妹。

嫁给“售货员”，母亲终于摆脱了挑水做饭、打猪喂狗、照顾弟妹的日子。

只是好景不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计划经济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过大的经济规模在呆板的计划经济下，社会生产力逐渐失去活力。

在21世纪初，也就是在1992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南大门打开，神州大地开始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后来，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供销社被取缔，赵昊父亲也突然迎来了下岗。

为养家糊口，赵昊父亲赶着国家提倡的“自主创业，下海经商的”经济浪潮下了海。

当时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每年都要划拨一定数额的无息贷款，旨在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只是敢去用的特别少，因为国人的思想永远都是那么落后。他们怕父债子，怕自己还不起，连累后代。

时代经历造就了他们的性格特点，赵昊父母就是这些怕“还不起”的典型代表，思想陈旧迂腐、偏执又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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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退回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