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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六十一章 梦中的美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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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郑朗来到长亭里,拍了拍栏杆说道。

长亭里有人送别,一人眼尖,忽然叫道:“郑公。”

“你们聊,我与曾子宣说几句话,”郑朗道。

还聊什么,一个个全部用敬仰的眼光看着郑朗与曾布。曾布与郑朗没有在意,郑朗又说道:“我那有胆量碰这个铲佃?”

“就是,就是。”曾布紧张地抚胸。

对于这个弊端,郑朗前世写架空时,绝对不会写的,好象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去写,但它确确实实存在,而且问题很严重。

说铲佃必须知道两个名词,永佃权与永佃制。

唐朝是部曲庄户制度,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有轻微人身自由的佃农,再者就是中小农,中小农是唐朝征税重点所在。但唐朝总的政策乃是禁止人口流动。到了宋朝,边远南方蛮人地区仍然存在野蛮落后的部曲制度,中原与东南,甚至经济发达的成都府路、河北河东陕西,部曲制皆消失了。不仅宋朝是重视内治,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宋朝不再禁止百姓流动,也使得唐朝部曲制无法存在。

因此一种暂新的制度出现,那就是永佃制。地主拥有耕地的土地所有权,但大地主们不可能有能力将它们全部自己耕种的,必须租种给佃户,佃户与主户签订租约,交纳一定的钱或物,主户只有到时收租之权,佃农却拥有永久性耕种地主土地的权利,俺养鸡种稻种豆,与地主无关,甚至佃农从理论上来说,还拥有退佃权,如郑朗开发南方,俺想过好日子去了,不租种你的地,主户无权阻拦,这是宋朝统治者潜意识里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当然,这是一种理论,若没有官府配合,实行退佃会十分困难的,弄不好就吃了官司。另外还拥有转租与典卖佃权,地主也不能干涉,前提是不能影响地主收租子,否则又要吃官司。

其次就是永佃权,作为弱势群体,理论上制度是站在他们这边说话的,有很大的自由操作空间,并且只要按时交租,可以无限期地耕种所租土地。即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仍不受影响,比如丙租了甲方的耕地,甲方将地卖给乙方,丙方与甲方的租约仍然生效,乙方无权取缔丙方的租约。相反,丙方遇到一些情况,如逃荒,如朝廷开发需要适度的移民,或者有更好的出路,可以随时退佃。

应当来说,它是封建社会一大进步,具体地要感谢赵匡义,非是赵匡胤,赵匡义重视内治,又不象赵匡胤时要赏赐安抚大量功臣,在他的治理下,永佃制与永佃权渐渐完善。

这里主户,不仅有各个地主,还有朝廷,例如朝廷的官田、学田、职田、弓箭手田、营田、牧监等。

田地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一种仍是主要耕地,包括稻田麦田,还包括各种茶叶果树的“山”,非主流粮食的杂“地”,山坡上的“山地”。第二种是近海的一些被豪强占有的渔场。第三种是生长莲藕、菱芡、茭草、芦苇的“苔地”、“茭葑地”、“茭荡”、“沙田芦场”等等。第四种是各类草茨地、柴田、竹林。第五种是菜圃、桑地,这类地租最高。第六种是国有或者私有的房舍、房基。特别是第六种,朝廷每年得房廨钱最少有一百多万缗,多时能达到四百万缗。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宋朝开国之初,人口并不多,宋太祖时才三百万户,太宗时发展到四百多万户,宋真宗末年变成八百多万户,宋仁宗时,一千多万户。因此主户对佃农相对而言,比较客气,甚至有的佃农对主户不尊重,霸田拖租,宋朝于是不得不立法,对主户进行一些保护。那是宋初,当宋朝达到一千多万户时,性质颠倒过来。

第二就是豪强的大肆兼并,导致中小农数量减小,佃农增加。甲佃农不愿意租,还有乙佃农,主户渐渐变得苛薄。越是人口拥挤的地区,例如两浙,江东江西,京东,福建,这种现象越重。但仍然有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地主为了保障土地收益,一度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还有的自耕农迫于家中的紧急情况,需要钱帛,或者迫于酷吏压迫,能主动将耕地出卖,然后再与买主结成永佃关系。

佃农只承担力役劳役杂税,不承担赋役,不过越往后发展越乱,佃农去了赋役,主户也不想交赋役,于是直接隐田。没田了,那么租子就白得了。还有极少数人通过层层拍卖佃权,产生一田多主,将自己从一二三等户化成四五等户。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少,往往弄不好,得不偿失,能惹出一大堆官司。

最大的弊端非是一地多主,而是这个铲佃。

理论上佃权是在佃农手中,然而主户利用手中的权势,用种种残暴手段剥夺佃农的佃种权。或者迫使佃农离开,另与新佃订定租约。或者迫使旧佃束手就范,修改原来的租约,增加租粮租钱。是谓铲佃或者为夺佃。

史上苏东坡就曾在杭州提出铲夺的方法,迫使佃农更加勤快的浚治西湖,以免茭葑闭塞。西湖是治好了,也美化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但租种官府葑田茭地的百姓生活却更苦了。还有一种情况,一些乡里的无赖,向主户允许以更高价承租,主户相信他们的话,将旧佃户尽去。结果这些人又不付约,导致主户田地荒芜。然后迫使主户以低价将佃权出售出来,无赖转佃给其他佃农。往往又引起一大堆官司。

还算是好的。

其实铲佃的背后,发生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郑朗所带来的不仅是人口更加飞速的增涨,还有查隐田,主户隐田查出来了,要交地的赋税,以前的佃约租子轻,不划算,于是大肆铲佃,强迫佃农重新加租。

比如江南东路与两浙北路,一些上田原来租子只有三到五斗,这是能承受的,但渐渐增加,有的上田能涨到二石。即便是圩田,一亩地产量精耕细作,如今高产两季合在一起,也不过五石多。佃农不交赋税,可要承担少量的力役,以及杂税,再加上农耕成本,风调雨顺尚得过,一遇灾年,顷刻间家破人亡。

或者取消佃权,成为逃户,宋朝流民很多,可流民又流到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逃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这些地区耕种收获不大,再者,搬一次家,就要添置大量的生产与生活工具,那怕搭一个茅草棚子多少还需要一些钱帛吧。因此在勉强能维护生活的情况下,多数佃农只好过着黑暗的生活。

永佃权的破坏,铲佃的兴起,造就一大批真正赤贫的七八九等户产生。

不但是主户参与的,一些地方酷吏也参与了,有的酷吏直接赤luo裸地要求佃农加租,并且公开说,若不愿意,让人铲佃。范纯仁这两年主持监察司,处理类似的情况,共达一百多起。他是好心,可是周边地区全部加租,官田若不加租,不但影响不好,争的人多,往往又让一些地痞无赖占去佃权,或者被小吏变相占去佃权,谋取典佃权钱帛赚其差价。一度让范纯仁很苦逼,郑朗解了围,派人调查一番,适度地根据情况调整了租赁,没有办法,朝廷想惠政,可是好处未必能让百姓所得,所得依然还是地方上的豪强。但加租后,同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总之,铲佃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不过若碰的话,那将是比清查隐田,甚至比强行推广理论中的方田均税法都是更大的马蜂窝。

最明智的做法,对此事装聋作哑!

郑朗说道:“子宣,我朝两税可重乎?赋税可重乎?”

朝廷有多少耕地不管,那怕二十亿亩地,没有计入户册征不到税,都不能计算进去的。能计算的仅是户册上这五亿亩耕地,这中间包括一些免赋户与朝廷的各类官田职田学田,真正能征赋的只有四亿亩。不过两税收入也不过四千六百万不足,有钱粮帛草以及各种特产,草竹木柴比粮食便宜,布帛与一些金属或者其他特产又比粮食贵。其实这个数字只有六百多文,不足一缗。也就是化为钱,一亩地两税仅需交纳七十几文钱,相当于当地米价的二斗,麦价的三斗,粟价的五斗。就是七十文还包括了各种杂税,以及计入两税之中,但在粮食生产之外的税务,比如一些茶果瓜蔬的种植,一些作坊的杂税等等。

整个宋朝粮食产量,因郑朗推动,种籽的进化,大牲畜渐多,等等,从两石多点发展到现在,变成两石半多一点。理论上宋朝仍然执行着十征一,最多九征一的比例征收两税。

朝廷制度也颇人性化,比如产量低的地区,一亩仅征零点几斗,北方仅一斗,一斗多点,南方最高不过三五斗,圩田高不过六七斗。就是这个七斗圩田,而圩田产量渐渐超过了五石。比例仅是八比一。不算很重的。

不能当真,到了下面各种附加税累积起来,就不是十比一了,会变成四比一,三比一。

其实郑朗也在整治。

怕麻烦,做法很隐晦,特别是那个财务报表,各州各县各种财务收入罗列得十分清楚,若没有特殊情况或者天灾人祸,各种税务下降,肯定不对的,未必是多爱民,而是不作为,税少了不是贫困百姓税务减少,而是大户没有交纳。

对于那些特别恶劣减少的州县,派一些人下去查一查,确认了,官途也到头了。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特殊情况,税务猛然增加,郑朗同样不喜,也派人查一查,进行处罚。非是中庸做法,让官员自己琢磨,不能苛民,也不能不作为。自己儿将税务轻重给把握好。

又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对贫困百姓加税,对豪强减税。这个报表上看不出来,可问题也不大,每次夏秋征税之前,用报纸的渠道,又于各州县镇张贴税务征收数量告示,严重超标者,监察司官员接到举报,下去盘查,核实后严惩不怠。

一点一滴地给百姓更多生机。

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可作为朝廷,能做到这种地步,算是很不错了。郑朗倒不想征这个两税,但可能吗?

曾布说道:“郑公,属下依然认为铲佃不可碰。”

铲佃与朝廷关系不大,多是豪强的贪婪导致。可一碰,打击面太大了,引起骚动的后果无法承担。

“碰也可以碰的,比如朝廷进行一些诱导,使兼并现象得以减轻,两税逐步减轻,让百姓耕种有所收获,就不会出售耕地逃避赋税,还有对道德的宣传,也可以强行规订各地区的最高租赁。不过就是后者,也会引起一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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