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九十九章 礼（1/2）

夏风徐来，又一年夏天到了，郑朗说道：“尧夫兄，茂叔兄，绕了好大的圈子。”

指他的儒学观点改变，以前刻意寻找其真相，实际何谓真相？真正的真相乃是治国安民，不仅要从儒学里延伸出许多做事做人的学问，还要延伸出德化世人。郑朗以前过于重视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后者虽虚，却是根本所在。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气，国家再富又有何用？

因此对邵雍与周敦颐发出感慨，夫子再三说了德化，自己自十岁起就在儒家经义里钻研，就象没有看到一样。非得回郑州近乎闭关守了两年时间，这才悟出。

也不能这么说，一直也在想，不过因政务想得没有那么深入，他对赵顼说的治国上中下三策，上策已经接近他现在所悟。

思想观念的改变，他的所有儒学一起会随之改变。以前过于实际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雷锋可不可能做出那么多好人好事？然后逐一分析。这是一个误区，管雷锋有没有做那些好事，与雷锋没有关系，可以是张锋，也可以是李锋，要的是那种精神，非是雷锋这个人。

这是比喻，放在儒学上不会这么简单的，所有儒学侧重点会随之转移，从冷静的理性，向感性转移，着重分析各个利害关系以及儒学与实际真正结合联系之外，也着重夫子所说的德化。以前也提起，但不及现在地位如此之重。

“郑公，也不易了。”邵雍说道。

“左传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礼何解？”

五人皆深思，绝对不是开玩笑，郑朗所做的事无疑是在开万世太平，至少是为将来统治者竖起治世的法则，又关系到礼，那一个人敢随便回答？

大程大着胆子说道：“此处礼乃指周公之典。”

“是否可以指它为一些很具体的典章制度？”

“这恐怕不行，”张载答道。

“那么是否可以它为制度？”少了典章二字，意思立即变得截然不同。

“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礼仅是仁义的准则。更象是中庸……”小程犹豫地说道。

按照郑朗的理论，任何事物有正有反两面，有仁就有义，有阴就有阳，实际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仁或义，阴与阳，中间还有一个三分，三分才是真实存在的事物，中庸也不等于是三分，三分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中庸是做事的方法。三分是中庸的依据，中庸是三分的实际表现。孟子这句话，无疑用礼取代了中庸这一职责。因此小程产生了怀疑。

大小程教育思想就是在于培养圣人，“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圣人以天地为心，“一切涵容复载，但处之有道”，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lun理道德为其根本，“学者须先识仁。仁者蔼然与物同体，义、智、信，皆仁也。”

他们是想培养圣人，可哪里找到这个圣人，郑朗的一切举动，越来越接近他们心中这个圣人，但以前郑朗的儒学，让他们颇不喜，随着郑朗回归夫子的原点，重视德化，大小程越来越欢喜。

因此郑朗再修儒学时，二人十分慎重。

郑朗凝眉答道：“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这是荀子说的话。

还好，这时孟子还没有圣人化，荀子地位并不比孟子差多少，同样可以作为儒家的依据。这里，义是给仁以节制，与郑朗所说的仁义对立互生很相符。随着郑朗数次修仁义，已经更多的人承认了这种对立互生关系，而且郑朗进一步完善的仁义，仁不能说全部是好的，义也不能全部是说坏的，仅是二者的一种对立表现，也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否则原来那种激进的义，义就是罚，终让人不可思议，也难以接受。

前者没有矛盾，后者就有矛盾了，礼是义的准则，有了这个准则，义才能成，这里的礼显然与孟子所说的礼又不同了。几人全部在沉思，不同不奇怪，孟子有孟子的思想，荀子有荀子的思想，他们在思考两种说法的可取性。

孟子的礼乃是仁义的准则，这个准则起的仅是节制作用。荀子的礼仅是义的准则，却无限地将它抬高，有礼才有义，有义才有仁。但仔细思考，都有了郑朗所说的制度含义。

但没有那么简单，郑朗写仁义，因为仁义虽重要，可十分散乱，散放在各个儒家书籍里面，礼不同，仅是大经中就有周礼，仪礼与礼记三本书，至于其他人撰写的义更是不计其数。

五人仔细地想了想，究竟这个礼是什么，几个大经里似乎也没有讲清楚，只写了各个情况如何去做，比如君王的言行举止，臣子的言行举止，如何问丧学习中庸。有的乃是夫子写的，有的乃是后人修著，这在质古的风潮下勿用质疑了，例如中庸。想到这里张载道：“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这里的礼乃是一种防范与感化，还有一种对言行的规范。

大多数人讲礼是讲不清楚的，以为礼乃是请客送礼的礼，行礼的礼，这个礼实际不是儒家的礼，仅是一种举止礼节的一种仪式，也就是仪，而非是礼。

或者半坛醋，以礼是一种说教与烦琐的仪式，若如此，孔夫子如此地重视这个礼，脑袋岂不是秀逗了。凭说教与烦琐的仪式，就能使春秋战乱平息，王室重尊？

再深一点则会认为礼乃三纲五常，但这仅是礼的一部分。

若再一点，就会说出张载的话，三礼虽没有用巨篇详细地单独诠注礼，但写的就是一种防范末然，感化百姓，言行，各种礼仪与秩序的规范。

张载不是挑剔郑朗，这是在讨论，连张载都无法说服，况且世人？不提孟子与荀子，那是夫子后代的大儒，而且两人说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可不能出现这么大误差，那证明两人说法肯定有错误了。因此从礼记乐经里择取一段话，这个乐经是最有可能出自夫子之手的文章。

郑朗继续沉思，其实很多想法他基本成熟，不过这一回修儒，是公开发表于报纸之上，给天下人看的，因此很是慎重。道：“夫子一生还有许多文章未来得及修著，便去世了。使儒家思想还没有真正完善，因此十分零乱，也有少许自相矛盾的地方，故孟荀二人进一步对夫子经义进行诠注。《仪礼》暂不去谈，我只说夫子撰写的礼记，许多地方是写了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还有一些篇章写了家庭成员相处之道，可是王制与礼运写了什么？这两章多写了儒家对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构想，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一个良好的制度不仅是要针对国家，也要针对每一个小家，小家好了，才能更好的回报国家。因此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善天下。”

这一句话将会为慈善会所用，小程喃喃道：“难道它真是制度？”

若是这样讲礼记，就讲通了，这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一个制度不仅有君臣关系与国家关系，还有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道德与行为准则构成。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安定，这才构成了真正的大同。也更符合郑朗所说的世界复杂观。

“我是这么认为的，一是夫子乃是指路人，从无到有开创了儒家，何其之难，不亚于盘古开天辟地，但盘古是没有能力创造出万物。太难了。夫子也是，因此一生追求天下大同的道，却来不及完善它。其实不用多，只要再给夫子二十年时间，有可能这些经义将会一一完善。礼说得算是很详细了，只是没有连贯起来阐述。仁义说得多，可远不及礼，因此让董仲舒产生误解，以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正在爱我不在爱人。”

几人皆是微微一笑。郑朗新仁义里讲了很多，也就是自我主义与利他主义，也能勉强地说是一种仁与义，可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仁与义。不但郑朗质疑，五人也没有一个人承认董仲舒的那种仁义。

仁就是利他，义就是自我？

扯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