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二章 点将（上）（1/2）

富弼愕然，郑朗言语同样激烈如此。

他想法是错的，郑朗不是不进直言，与某些君子相比，区别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胡说八道，强邀直名。

以前他与赵祯在一起时，也说过一些激烈的话，是讲道理，赵祯才重视之。若全部是好话，媚言，以赵祯的贤明，还能看重郑朗？

再者与其他直臣不同，这些话全是背下说的，反正是直言进谏，何必非要扯开喉咙向天下人说，我是一个直臣，看，我居然说了这么大胆的话。那成了什么，戾气！进谏是说给皇帝听的，不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赵祯也给郑朗面子，将他的话记录下来，为郑朗辨解。

很搞笑的一件事，一个臣子的清明，反而需要皇帝为他留下证据，向臣子辨解。

但并不搞笑，正是君臣相宜的一种表现。如同郑朗huā钱买地，是国家的地，居然从百姓手中出重金购买之，在封建年代何其不易，可正是爱民的一种表现。

富弼不知道内幕，在他心中认为郑朗是温和派，那就是错了，不是不激烈，未到激烈时……

孙内侍在宫中却听说很多，不以为奇，尴尬地说：“郑知府……”

“我说重了吗？陛下爱民爱臣，臣身为陛下的臣子，是一种幸福，可一旦小仁小爱，后果就是边境数十州千家哭，万家悲，以后财政会陆续吃紧。并且臣索性再向陛下说一件事，元昊非是昔日李德明，兼并吐蕃一些部族，河西走廊，回鹘，几十万遗留在沙州的唐朝汉民，眼下能抽「冇」出五十万以上的军队与我朝作战。当时李继迁仅有十几万战士，我朝吃力，不但血战，还辅以禁榷场，断贸易，导致李继迁诸部不合，再搭上灵州、盐州等地，才换来的短暂和平。不知道此时元昊拥有五十万甲贲，我朝又要割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关中。让元昊消化下去，然后再搭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准北，南下江南，来做一个李后主与陈后主？”

“五十万？”

“我是说少了的。对军事，臣不大懂，你对陛下转告，以后不要再问臣，该说的臣早说了，以后要么准备开战，即便陛下忘记他是〖中〗国之主，是宗主，不惜〖中〗国之威严，苟且偷安，也要打了再说，否则都和不起来。狼是很难喂饱的，求了和，是让他休息一会，元气恢复过来，再打我们宋朝，西北好不起来了。要么施一些威吧，否则战败无罪，会死很多人，会战一次败一次。”郑朗靠在石栏杆上，闭上眼睛，不想说了。

让他开金手指，西北人选只有数人，最好的是王德用。

又与朝廷制度不合，一旦武将打出功绩，立即回朝养老，到真正老的时候，才能进入西府，那到顶了，但只要进入西府，休想再率领大军作战。

还是好的，往后武将想指挥军队都不可能了，只能是文臣，太监。

瞎指挥的。

自己推荐王德用，是自找没趣。

要么是范仲淹与韩琦，西北表现好的两个文臣，但眼下他们未必能清楚认识西北的危害。况且二人也未必能真正建功，范仲淹只知道修堡砦，没有实战大胜证明，韩琦真说起来，指挥失误，也是吃了败仗。

将范雍换下来，自己没有证据，即便换下范雍，换其他文臣上去，是一样的。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让他感到很糟糕透顶。

努力赚钱吧，多赚一些钱，国家有了经济，就能提供更充足的后勤供给，作战时效果会好些。

孙内侍不敢作声，来的时候赵祯关照过，一定要说清楚，要问清楚。

“还有其他策略？”

“元昊必反，杀郭劝！追封嵬名山遇！为开战做准备！”

“郭知州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要杀，孙子怎么说的，兵者，国之大冇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关到国家存亡之道，郭劝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还不杀，杀什么人？要么对陛下说一声，臣将杭州关押的数名死犯全部释放吧。比起郭劝的罪孽，他们简直不算罪了。或者臣用「冇」钱买郭劝的人头，明年若臣策成功，以后每年可以为国家带上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的收入，用这些钱换郭劝一个人头，不然边事，臣永远不会过问，也不会发一言。说到此了，我不想再说。”

富弼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不客气地说道：“富兄，我知道你与郭劝是朋友，我与郭劝也认识。但私情不能带到国事上，若有一天，我犯下这样的重大错误，也主动寻死，以谢天下。汉朝时李广仅误军期，以军法杀之。郭劝有什么功劳？难道夸夸其谈也算功劳吗？若不是富兄戾气不重，还知道以国事为重，吏治有为，作为你们那群君子党们，我也会看不起，甚至会想方设法将富兄排挤出杭州，以免耽搁我的大冇事。”

富弼哑然，何来如此大的怨气？

孙内侍道：“二位不用争，我来还有另外两件事。”

这件事他知道的，包括皇上在内，都有些理亏，而且皇上此时在宫中十分后悔。更明白此时郑朗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国家一点反应也没有，事情发生了，恼怒不用说了。

“说。”

“范仲淹在江东的事，你听说没有？”

范仲淹到了江东，这个圩朝堂也在吵，各有争执，郑朗树了一例，关健没有能吏，虽是样板，但许多方面其他的大臣或是德操不够，或是才能不够，除极个别的知州做得稍好一些外，大多数州府为了圩在争吵不休，有的吵得厉害，迫使知州将修的圩停了工。

于是范仲淹苦思冥想之下，想了一策。

不是大户们要争地吗？

也不划地了，别说什么祖宗法制，祖宗仅是指荒地，不是指圩地。那时候大兴修圩还没有出现呢。因此所兴修的圩田全部划为官圩，除了太平州与少数平安分配下去圩田除外。

不是大户的，也不是贫困百姓的。想要地可以，给你，但必须按照实地交纳税务。

一一公平分配不可能了，但丈量实质地亩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是新圩，官员为了政绩，惟恐报的田数少了，想隐占都不可能。以前修的私圩，也不当数，有诏书，任何人等不得私修私圩。

不服，难道你种了国家的地，不管是官地，或者你私人的地，就不交纳税务了吗？

不纳两税的很多，刘娥执政与赵祯执政最大缺陷，皆有些心软，但正是心软，让豪强大着胆子兼并，以前也有，可大规模兼并正是从他们手中开始的。一兼并与瞒田，等于是不纳税。可正规的法令，豪强也要交两税的，不但要交两税，为了平衡贫富差距，豪强还要纳差役。

谁敢回答俺就不纳税？

然后再下令，因为是官圩，所有任何大户人家只能收佃农每亩地一斗租子。凡多收者，任佃农告发，所得圩地全部罚没，连耕都不让你耕种。凭什么种了官家的地，高价剥削佃农？

若有陷害阻拦佃农者，轻者笞杖，重者刺字流放，并且罚其金给予佃农补偿。

还会有利，可利很轻，无耻的讨要到一千亩地，能收租子一百斛，再扣去管理的人手，以及其他费用，仅能得五十斛。但又能有多少人要到一千亩。若是一百亩两百亩，利更薄。况且原来手中就有一部分私圩的耕地。

三条命令一发，分岐全部解决，可各大户人家与豪强吵翻了天。

辨不得，只好用太平州的故事来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一听说，行啊，若论分配公平，我斗胆说一句，连郑家子也不及我。

你们那一个想从官田变成私田，全圩百姓商议好了，我前去处理。

说到做到，没有做不好的，主要有没有公平之心，能不能放下身体。有的人不服气，聚集起来，喊范仲淹分配，贫困百姓的地好分配，郑朗做的一些事也有着借鉴作用。

将地划了一划，划成三等分，按田亩分地。鼓励百姓诉冤，地分得少的，一告状什么都知道了。最难的正是大户豪强，但有心了，取证不难，原圩是多少，从哪儿到哪儿，大户瞎说，可有百姓眼睛盯着。一一十成十的补偿。比郑朗做得公平，在郑朗手中过了一趟，最少剥去了四分的地，后来又利用了一些手段，如今太平州大户实得的地，最少缩水了六成。

一个圩一个圩的来。

豪强遇到这个痴人，一个个傻眼。

于是纷纷告黑状，怨气冲天。

为这件事，郑朗还上书替范仲淹做了辨解。做得好，天下间只有范仲淹一人才能做好，我都不行。

不过随着老范累得半死不活，告黑状的人更多，赵祯在皇宫里看不到的，而且范仲淹触犯了更多大户豪强的利益，连京「冇」城都有许多官员附和，赵祯有些摇动。

为此事又刻意问了一下。

郑朗说道：“我在太平州做的事，是一个样板，力求尽善尽美。不过太平州有了芜湖港之利，他州却没有，因此可以仿校，不能全部照搬。范仲淹已经做得快接近这个完美，虽有弊端。”

“弊端？”

“任何事只能理论的接近完美，包括我在太平州，同样有弊端。范仲淹这样的分配，必然产生大量官圩，皇帝心软，很有可能看到是官圩，于是赏赐给大臣，害了百姓，误了国家，所以臣当初在太平州时，努力地将所有圩田分给私人，让它成为私圩，正是杜绝这种滥赏。”

孙内侍苦笑，不但是杜绝，连郑朗自己带头谢绝了陛下的美意，绝赏圩不受。

“其二成了官圩，虽是一策，那是圩已经量出来，可以后会有更多新圩，那么会谎报耕地面积，以惠大户。范仲淹在，情况会好一点，然而他一去，官圩必然会成为官员与大户勾结的最丑陋场所。因此，以臣之见，国家还要制订条例，隐瞒圩田者，当以重罪处罚。至于京「冇」城诸多告黑状的事，你对陛下转告，陛下若连这些黑状都相信，不杀郭劝，臣以后不会在边事发一言。圩是臣所开，若圩田未为国家得利，百姓受益，臣将杭州这件事办好，以后立即退隐回乡，终生不在为官。”

富弼再次苦笑，刚才将君子党们贬得一无是处，可现在又用一生的仕途力保范仲淹。

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