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华夏社会主义（中）（1/2）

刘紫夜心头一沉，有些忧虑地看了看身旁的丈夫，却见这位壑帝只是眯着眼睛不置可否，心里一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周明根的心里咯噔一声。

虽然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于孟希圣所说的一些观点也不是全然反对，甚至他也清楚，这个劳工合作运动，或者说中国的社会改革，从实际上来说是要依靠皇帝本人的意志和力量来推动的。但像这样赤裸裸的“帝国社会主义”，他总觉得和当年穆铁的那一套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本能地认为这一套理念最终会和他向往的民主，法治，平等背道而驰，担忧最后会走向军国主义和专制统治。

他不是不信任皇帝，而是并不能完全信任人性。

“我认为，我中华社会党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皇帝陛下的权威和意志之下把全民族团结起来。要团结整个民族，就要在民族内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体制。

从提高社会保障，增加税收，完善再分配入手，逐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改造，让国民充分分享到国家扩张和经济进步，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让他们更加坚信，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才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进步。”

孟希圣坦然说道：“很多同志说我这一套就是穆铁当年那一套，我要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可否认，我参考了当年穆铁和铁卫军的一些主张，但手段有差别，目标也不同。他的目的是推翻陛下，自己另搞一套个人独裁，我们是拥戴陛下，不搞内战。他是为了少数军人的私利我们是为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他是一切为了战争，而在我们看来，战争只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提升从而更好地让个体获得发展。”

“我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人民选举，人民监督，陛下则作为国民总代表掌握最后仲裁权，行使战争统帅权，拥有最终决定权。社会党上对陛下汇报，下向人民负责并受到人民和陛下的监督。社会党失丢了人民的信任，就要下台;社会党违背了陛下的意愿，也要下台。因为那说明社会党背弃了自身的宗旨：民族国家—皇帝三位一体“我们在经济领域追求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但一切企业组织都要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监督;我们在文化领域强调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我们在外交领域强调以我为主，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外交的最高目标是为民族拓展生存空间提升民族整体福祉;我们在军事领域强调公民有服役的义务，并且要无条件地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了国民的整体利益勇于牺牲小我;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强调秩序和纪律个人的权利要服从于法律，服从于国民整体利益;我们在宗教领域强调昊天教为国教，但并不歧视和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在民族领域，我们承认凡被接纳为我帝国国民，并忠诚于帝国，服务于国民整体利益的个体为民族一份子，无论其血缘如何，无论其外表如何。”

“这就是我理想中华夏帝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孟希圣语气深沉地说道，“我华夏社会党对内团结国民，拥戴陛下对外征讨敌人，开疆拓土，惩罚不义，是为我帝国之皇道大义，也是当代华夏主义之精髓。”

郑宇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些观点。

这位社会党中的国家主义激进派兼保皇党，一直都在调查局的重点观察之下一举一动都会定期呈报到幕僚组。

在郑宇看来，这无疑是本土化和改良之后的温和版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其来源其实首先是郑鹰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又借鉴了欧美的近现代社会主义中的很多流派，比如拉萨尔主义，甚至还吸收了穆铁的不少想法，乃至陈磊那个小册子，又根据郑宇这几年所做的实践和提出的思想加以改良，融合出的一套很有华夏特色的东西。

其实细查起来，很多观点和复兴党正在做的是一致的。比如强调纪律和秩序，公民有响应国家号召的义务，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支持昊天教，推进法治，拥戴帝制，民族主义，对外扩张利益，对内怀柔对外铁血等等。

要说区别，基本上就是程度不同吧，另外就是公有制。不过要是把皇产也算作公有制，其实“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大体上也没错。

郑宇摸着下巴，目光扫过一个个神色各异的政治精英，落在了汪铭汉的脸上。

汪铭汉此刻已经皱起了眉。

他这个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很重，但其实骨子里是个文人，有着知识分子最本质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经常得到皇帝的一些指令乃至训导，对很多事情往往比这些人知道得更多一些也自认大体上把握了皇帝的某些想法。

尽管孟希圣所说的观点相比穆铁当年赤裸裸的“民族社会主义”要温和许多，但久经郑宇熏陶的汪铭汉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

他确信，对于带有鲜明政治目的的社会理论来说，手段和目的往往是很难分开的。

这个“帝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推行起来，手段往往就变成了目的本身。因为过分强调纪律，秩序，权威，以此为手段来争取“国民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实践中往往就会变成手段本身成了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护纪律，秩序和权威而行动。

不爱监督的权力有多危险，经过穆铁兵变，汪铭汉已经隐隐有了感觉。

在他看来，郑宇这位皇帝对于这种权力的放纵其实是很警惕的。所以皇帝本人在穆铁事件的善后中坚持走法律程序，在战后如约重开国会，乃至在确定了大政方向之后就会选择远离具体国务，放纵许凡在日本进行民主实验，乃至刻意培植反对党，分化瓦解自己做总裁的复兴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