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十六章 李宗仁和张自忠！（1/2）

在国崎登旅团被包围到覆灭前夕，徐州会战也在李宗仁将军的总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李宗仁，这位广西的土皇帝，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也义无返顾的投身到了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

此时的全中国，在天空已经回起直冲云天的吼声：抗战全面抗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平津失守的噩耗传到南京，也传遍了全国。 当日，蒋介石虽然心情沉重，但在向英、美、法等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解答有关平津失守等问题时，仍显示出一个大国元首的镇定和信心。为身处前线战场的部下考虑，也为那些敢于对日军奋起还击的中国军人撑腰，他一人揽过了平津失败之责。他说：

“余身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兼负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

当一位英国记者问道中国今后的对日方针时，蒋介石语气坚定地回答说道：“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战事之终局.........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无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我国民处此国家之存亡关头，其必能一致奋斗到底。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国民众沉着谨慎，各尽其职，共存为国牺牲之决心，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

数日后，他在会见路透社记者时，又欲将已经到来的抗战扩大至国际范围。他说道：

“日本侵略中国，不仅是在摧毁中国而谋其自身建立一大陆帝国，而且威胁国际间整个之安全；中国的抗战，也不仅为中国本身战，且为根据条约之神圣以生活于此领土上之其他各国侨民利益战，特别的是那些在中国商业利益被敌人摧毁，代表被人驱走的国家。最后，他再次表明了中国决心抗战到底的态度：中国必须保全其主权，维护其行政与领土之完整。 ”

蒋介石既然已痛下决心，准备抗战，也就不在乎日本人对他的话将作出何种反应，他甚至是有意想让日本人听到他的声音，因而在国内外大造抗日舆论。对他的抗日态度的急骤变化，别说日本人毫无准备，就连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也心存疑虑，不知他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

这么些年来，蒋介石内里外里大耍政治手腕，把各地军政人员都搞怕了，没人愿做挨打的出头鸟。

但与蒋介石多年斗法的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将军这次却号准了蒋介石的脉搏。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正在广西。当时两广处于南京中央政府之外的半游离状态。多年斗法，李、白二人虽不乏军事韬略，政治上却远非老蒋的对。手，几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

但面对山高路远，又有李、白两员大将坐镇的广西，蒋介石也无计可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接受两广承认中央，税收人事行政等权却归广西独有的半独立状况。

当然，蒋介石并没忘了卧榻之畔的这两只虎。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天，蒋介石从庐山上给远在桂林的李、白二将发去急电，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白二将速赴庐山，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这又在两广将领中引起一番争吵。

李宗仁冷眼静观，觉得老蒋此次声言绝非戏语。在两广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李宗仁充满自信地对手下诸将说道：

“老蒋生性狡诈不假，也早有意借机吃掉我们和各路地方军。但此次宣言相信发自他的内心。”

扫了一眼在座众人，李宗仁闪动着一双精明的眼睛，条理分明地继续说道：“现在的形势逼着他非抗战不可。眼下日本人对我中国步步紧逼，已决非蚕食而已，而是实现其一举征服中国之国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之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今日纵使南京中央和老蒋有意拖延，只怕日本人未必容许”

说着，语气一转道：“这次老蒋若再不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仅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他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

李宗仁的话有理有据，说服了手下众人，连聪明过人的“小诸葛”白崇禧也点头称是。

李宗仁对蒋介石太熟了，对战乱年代的中国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的话自然入木三分。见众人点头认同自己的意见，他话峰一转，又转到了会场上各位将军最关心的话题上来。

“这次老蒋欲招两广军参战，也必招全国各地的地方军参战。不能说他没有借机消灭杂牌的念头，但他抓的时机有利。眼下全国各地群情激奋、抗日声势倒海翻江，谁不抗战，谁拒出兵，不啻为全国公敌、民族渣子。我们在全国民众眼里已为军阀，节骨眼上决不能现丑于天下。”

这时，李宗仁似乎有些动了感情：“另外，从良心上说，吾等身为国之军人，华夏子孙，国家有难，吾等岂能坐视不顾。如过去所为皆为争民权、卫民主，则今日为国为民应义无反顾。我们也决不能在抗战问题上给南京以攻击我们的口实。”

当天讨论，广西便率先定下了参加抗战的大计。李宗仁毫不犹豫，当下急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李宗仁、白崇禧虽与蒋介石为敌多年，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顺应民意，响应中央号召，共赴国难，不失为血性十足的堂堂汉子。

日后，白崇禧身为中国军副参谋总长，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青宁二马等一批地方军将领，也在古老的中国面临多灾多难的困境时，毅然停止了分裂，停止了国内的厮杀，主动通电全国，请缨抗战。

这种举国一致的效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被外敌欺压**了上百年后郁积在胸膛里的愤怒和觉醒的总爆发。蒋介石也被这冲天的烈焰震呆了，此刻，他更理解了一句至理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蒋介石更坚定了全面抗战的信心。８月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

“此次日军大兴入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沦为倭巢，此诚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为此，全军将士要树立五点精神：一、牺牲到底的决心；二、最后胜利之自信；三、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四、军民团结亲爱精诚；五、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全面抗战至此开始

而此时，坐镇前线的李宗仁则把目光投向了徐州战场

随着京沪、山东得手，日军大本营又把贪婪的目光又投向古国中原重镇——徐州。

徐州属于中国两大铁路动脉津浦线和陇海线的汇交点上，是中国铁路东西南北往来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瞄向徐州，意图相当明确，就是要打通津浦路，解除日后进军武汉的右侧威胁，再由陇海路西上，切断平汉线，一举拿下武汉，通蒋介石摊牌。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拨弄得哗哗作响。此举成功，不啻趁热打铁，再给蒋介石以致命一击，彻底打垮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向日本人投降。

日本人对几千年前中国兵学鼻祖孙子的一句话领悟得也相当深刻：不战而屈人之兵。

退一步说，即使蒋介石不投降，失去武汉，也意味着他将被赶入西南大山中，国民政府也将随之降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那时蒋介石政权真正有多少权威？中国的半独立政权可多的是，蒋介石为各省军阀注目的焦点，让他下台，必能在各省得到热烈的拥护。到时，日本人再另起炉灶，扶植构筑于日本人羽翼之下的新政权岂不易如反掌。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声称：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全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的样子。

唯恐份量不足，２６日，近卫再次蛮不讲理地向全世界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之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

日本人虽然急于结束中国战事，但自认对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游刃有余。近卫仓促间抛出这个日后被日本外交界、军界认为最愚蠢的声明。

蒋介石毙了韩复榘，要与日本人在战场上再决雌雄。但京、沪大血战，国军死伤惨重，已无兵可调。

迫不得已，他只有把川军、东北军旧部、西北军和山东军这些杂牌部队投入中原战场，他手里尚未真正消耗的，也只有这些部队，只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