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八章（混混章节）（1/2）

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二、不畏权贵的人生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一九六零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编辑本段生活轶事

胡适一生得过三十五个博士学位，照说智慧一流。可是他当初到美国留学时，却被三十多种苹果树难倒，因而改行——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最先是进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胡适在康奈尔农学院必须实习各项农事，包括洗马、套车、驾车等，还要下玉米田。胡适对这些还都有兴趣，也可应付，可是到了苹果分类时，胡适却十分烦恼。三十多种苹果，对这些农家出身的学生来说，二三十分钟就可分门别类，弄得一清二楚；胡适花上了两个半小时，却只能分辨出二十种，真是让他十分烦恼。胡适是在宣统二年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的，因家道中落，美国的农学院可以免学费，故学农以节省学费接济家庭。既被苹果难倒，自知不是学农的料子，便转学历史、文学，后日方得成名，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袁同礼考证过胡适的学位，胡适共得博士学位三十六个，但胡适自称他有三十五个。

编辑本段胡适名言

1、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2、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3、对人事可疑处不疑，对原则不疑处存疑。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5、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6、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7、yunnbemeingining.8、宽容比自由更重要。9、发明不是发财，是为人类。10、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11、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胡适人文讲座胡适人文讲座，是北京大学于二零一零年设立的一项高端学术讲坛。

二零一零年，为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进一步支持北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工作，中文系系友、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再次向北大中文系捐赠人民币二百万万元，以支持设立高端学术层次的“胡适人文讲座”和支持北京大学中文学系建系一百周年的各项学术活动。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作为“胡适人文讲座”首位受邀学者，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开讲。这是北大首次以冠名学术活动的方式，怀念已故老校长。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发表致辞并回忆了胡适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北大的关系和为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

顾维钧，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一九一二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一九七二年，出席联大的章含之受毛主席之托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一九八五年病逝于美国纽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吊唁；顾维钧口述的六百万余万字的人物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一九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一九零一年考入圣约翰书院。一九零四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一九一二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一九一五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一九二四年五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一九三二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一九四五年六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政府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一九七二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主席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十三卷，六百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张润娥，张云骧之女，一九零八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唐宝玥，唐绍仪之女，一九一四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一九一八年病逝；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一九二零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一九五六年离婚；严幼韵，一九五九年结婚。

天资聪颖，不满婚约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顾维钧聪颖过人，四岁时入私塾读书。十二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学。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一九零五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四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reyugenlem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一九零四年，十六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