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励精图治（2/2）

碧山侯陆正己在先帝文宗朝便已闲退在家，如今年过半百，正感慨时光虚度，一事无成，突然天降鸿运，平步青云，一下子当上了尚书左丞，这可是同知军国大事的副相，陆正己当然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经营。因为久不在朝，加上根基未稳，陆正己小心谨慎，不敢稍露锋芒，一切都以巩固手中这得来不易的权位为主。至于国家积弊，既然行之多年，必然根深蒂固，想象割肉医疮一样一刀割除，怕是难以实现。因此在政事上和和稀泥，做做好人，便成为他待人处事的态度，这自然就谈不上能有多大的建树。

三位宰执当中，只有中书右丞柳子安性格顽强，办事认真，上书言事往往直言不讳。有时候皇帝烦了，欲退朝回宫，而他尚有事未奏，那么就会上前拉住皇帝的车驾，不肯放皇帝离开。有时候为了某件事，皇上已经决心让步了，聪明的也就息事宁人，顺水推舟。柳子安却不肯予以通融，他会连连递上奏折，反复陈述理由，非得让皇帝改变态度不可。

他是个执拗的老夫子，凡事总要理出是非曲直才肯罢休。碰到这样的右丞，皇帝有时候会很头疼，有时候又很放心，觉得三位宰执当中，总算有一个是能勤勉办事的。

就象眼下因为兴利除弊的事，右丞大人趁着过年的空闲，撰写了一份奏疏，疏中提到当今天下有三大积弊的论调。所谓三大积弊，一是，贪官污吏遍布国中，欺上惑下，结党营私，粉饰太平；二是，赋税徭役沉重，与民夺利，民不堪负担；三是世族豪门，巧取豪夺，横行不法，大肆兼并，穷奢极侈，为逞一己之私，全不顾民生艰困，天下非议。

柳子安断言，此三弊不除，则国无宁日，民心渐失，终致大乱。柳右丞并说：皇上委臣以重任，臣当肝脑涂地，恪尽职责。如今之状，威权出自官府豪门，财利归于世家巨室，升斗小民，日夕劳作，而食仅果腹，百姓万民苦之久矣！长此以往，恐非国家社稷之福！皇上欲中兴国家，急需除此三弊，如若听之任之，则民心失尽，到时悔之晚矣！

为此右丞大人提出了三大对策：整治官场，肃清吏治，应先从撤并衙门，裁汰冗职开始。朝廷因事设人，一事一职，使事事有主管，人人有差使，而吏部户部负责考校嵇核，御史时加暗访明查，谏议随时匡正得失，以此作为官员升迁罢黜的依据；对于民生艰困，朝廷官府应该减赋薄徭，以省民力，樽节用度，使有余饶，抑制豪强，以利民生；广开言路，以求民意；至于世族豪门，皇亲国戚，若有不法，即予弹压，削封除爵，没收产业，充实国用，一举两得，若王子能与庶民同罪，天下何愁不能大治！

柳子安的奏疏，皇帝看了觉得有些道理，所谓的三大积弊虽不象柳夫子说的那么严峻，但也不能掉以轻心，皇帝因此把奏疏发给宰执们会商，希望议出一个兴利除弊的法子来。

因为这事，周太宰破天荒地跟柳右丞在政事堂争得面红耳赤。虽然他也同意奏疏中说的官吏贪腐，结党营私，于小民多有侵害损夺，应该大力整治官场，肃清吏治。但其后说什么苦之久矣，民心尽失，悔之晚矣……太宰以为这都是危言耸听，大大的不当！如今，四海无事，歌舞升平，虽不敢说盛世，亦足以称清平，那里就象右丞大人说得那么摇摇欲坠！

尚书左丞陆正己到是清楚国家朝廷的这些历年积弊，只是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再急迫的事也总得慢慢来才行。再说变更祖宗之法，以顺时应势，这更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祖宗成法，载之典册，此乃国之根本，轻易动摇不得！别的不说，单说世族豪门，国中以唐、宋、周、陆四侯为最，难道一个个都撤封削爵降为庶民？还有西蜀靖王，皇帝亲叔，封藩建国，独霸一方，谁人无事敢去动他！

至于贪官污吏，历朝皆有，累世不绝，治了这一批，又冒出那一帮，圣贤治世，都难以彻底根除，朝廷如果痛下杀手，保不定是赶走了一批肚满肠肥的饱鬼，又换上一群不论肥瘦，大小通吃的饿鬼！如此一来，升斗小民们岂不是痛上加痛！

三位宰执看法不一，面见皇上时都据理力争，周太宰说：事有缓急，当分清主次，一项一项次第为之，方能有条不紊，顺遂进行。

陆正己也说：历年积弊，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陛下推行新政，不妨先从撤并衙门，裁汰冗职入手。治官治吏，一清风气，然后减赋薄徭，以省民力，樽节用度，使有余饶，而豪强巨室，自然低头。

幸好宰执大人们对于撤并衙门，裁汰冗职一事都极表赞同，认为可以推行。皇帝闻言称善，责成宰执整饬部门，裁汰冗员，力行新政。

普庆元年的新气象，便是在皇帝励精图治，宰执积极献言上策的基础上形成的。

次日，皇帝下诏，命太宰及左右丞会同大臣厘清官制，区分职责，无所给职的闲差职官及职责重迭的司监台院，一律予以省并。

诏令一出，各衙署寺监的主事官员，各执一词，上书上表，力陈事不能废，人不能减，署衙不能撤。皇帝将这类章奏都封送到政事堂，于是诸大臣们排班列队，面见宰执，吵闹求告，不一而足，搅得掌领天下枢机的都堂象个讨价还价的菜市。

周太宰见此场景，眉头直皱：“你来我往，众说纷纭，何时是了！应先集思广议，然后一锤定音。”于是回奏皇上说：改革官制，裁撤司监，淘汰吏员，事关重大，需广开言路，共商国是，一俟议定，即可施行，故请陛下开大朝议讨论。

皇帝允其所请，于是召三相九卿，内府司监，世族外戚等聚集于勤政殿举行大朝议。皇帝要求与会诸卿，职不论高低，官不分大小，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益国事。所以这次大朝议，就连赐假养病闲居在家的春水侯唐太尉都被请来参预。

朝议由早至晚，整整举行了一天，大殿之上赞成者与反对者都是各持己见，互不让步。

赞成者说，朝廷因事设官，因官设职，事无则官罢职除，历朝历代皆有成例，皇上宜当机立断，迅速施行，何须为此争论不休，延误时机！

反对者则说：设官设职，国有明典，亦是祖宗成宪！国朝施行已逾百年，而政安体和，全赖于此，所以即使有疏漏瑕疵，亦宜于小补而不可全弃！

赞成者于是群起反驳：时移势易，虽祖宗成宪亦不得不做变更，以顺时应人。现在冗官浮泛，凌虐下民；而机构亦是迭床架屋，尸位素餐。

象兵部统管军务，如今却于兵部之外置有兵器监，军马司，屯粮司；户部主掌财赋钱粮，却又另设广储转运司和度支使！宗人府有大宗正，那么既有大宗正，又何需宗人令？同理，既有御史台，又置谏议院？有翰林院，偏还有弘文阁？一事几职，却又职责不清！朝廷如此，州郡亦是如此。

高祖时，天下食国家俸禄者，不过八万余员额，至先帝文宗一朝，食禄者竟至三十七万有余，且还年年增进！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万民百姓何以承受？

反对者亦予全力反击：兵部由主官至僚佐，额定限员共一百五十六人，当时国朝肇基天下平定，兵部固而事闲人少。其后边事夷乱不止，东胡又屡屡犯境。为防胡人入寇为祸，仁宗时，朝廷乃置军马、屯粮诸司，专督其事，以防边患。如今周边未靖，胡人侵害之心未死，军马、屯粮诸司虽是备而不用，却不能轻易废除，否则一但胡人犯境，兵事重起，恐仓促间难以应变。

再说御史台和谏议院；国朝会典，以御史掌弹劾，以谏议主规正，所以就体制而言，御史属于言官，谏议属于谏官，并非一事二职。同理，翰林院掌草诏制诰，弘文馆主校理典籍，亦各有所工。至于宗人府，大宗正是皇帝赐与年高德邵的皇族长者的荣衔，并不具体经管实事，而宗人府的宗人令才是担当实际差使的正职。

整整一天，皇帝都在听他们争论辩驳，直到酉时日落，百官有司连厘清官制一事都没有议出结果，在皇帝看来，赞成者有赞成的道理，而反对者亦有反对的依据。难怪宰执他们一时委决不下，现在连皇帝自己也同样委决不下。

虽然委决不下，皇帝心中还是牢牢记住了一个数字，那就是食皇俸国禄者由国初的八万余员，增至先帝一朝的三十七万，自己御宇也有十年，这十年当中又不知增添了多少，仅此一条，施行新政便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