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求助相遇结友情（2/2）

“她能回来吗？说不定是个骗子呢，骗了一顿饭又骗20块钱。”

他这么一说，吴冷兰心里也敲起了鼓。

“该不会吧，如果她真不回来，我赔这20块钱，我还借给她一个行李车呢。唉！当时把她的证件留下来就好了。”

忐忑不安地等了两个多小时，高真才回来，吴冷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三月底，北方还有可能飘雪花，可鹏城已经有初夏的感觉了。高真满头大汗拖着行李回来，已经没有力气将行李搬上五楼了。吴冷兰下楼去帮她提时，发现那个大编织袋果然很沉很沉。

“都是些什么呀，这么沉？”

“衣服、被单、被罩啥的。”

“来，来，我们老板回来了，我来介绍一下。”

吴冷兰把高真介绍给林愉。林愉由于持怀疑态度，不想与高真多谈，点了点头便进了经理室。

趁高真整理行李时，吴冷兰给那对上海老夫妇打了个电话，将高真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很快就来了。然而，双方见面后却没谈拢。雇主嫌高真年龄太大,他们想要十七、八岁的；高真嫌雇主出价太低，每月才400元。她说她在医院每月两千多元，还不算红包。

尽管主要是雇主不同意，但吴冷兰还是劝高真现实一些。既然已经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不妨先找个家庭做下来，至少有个吃住的地方呀。但高真说她是奔着鹏城月子护理收入高而来的，再说这也是她的专长。她还是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倒不是非要每月挣一、两千，能有个七、八百也行啊，而且最好是月子护理。

她俩的这番对话，一字不漏地传进了一墙之隔的林愉耳朵里。而且由于高真的普通话不太标准，听上去非常生硬，给人一种傲慢无理的感觉，林愉对她的印象就更不好了。因此，第二天接近中午时，林愉把吴冷兰叫进经理室，让她劝高真离开这里，另寻其它出路。

“什么？遭了抢劫？纯粹是骗人的！根本就不像个急于找个安身之处的人嘛！按常理，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别说还给400元工资，就是没有工资只要管吃管住也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还口口声声说家里有钱，为什么却只字不提让家里寄钱来的事呢？”

吴冷兰昨晚已通过聊天得知高真的一些实际情况，刚才就告诉了林经理，又解释说她的字之所以写得歪歪扭扭，是因为手腕齐齐断过又接起来的，刚刚恢复了写字功能不久的缘故。

“谁知是真是假，咱们又不能去核实，你赶快让她带上行李离开，我们不能免费让一个骗子在这里吃住，20块钱算是买了个教训。我也不怨你了，下不为例，今后一定把好关。”说完，林愉就要出门。

吴冷兰还想替高真说几句，林愉不耐烦地催她快去办。吴冷兰一看已无挽回余地，只好奉命劝高真离开。

看着高真那沉重的大包，吴冷兰也替她发愁。头一天晚上高真对她简单谈了自己的身世，使吴冷兰认为高真绝对不是个骗子，但她又说服不了林愉。把一个落难的弱女子硬推出门外，实在于心不忍。于是就小小地违背了一下林愉的要求，让高真把行李先放在她住的屋里，然后把自己的午饭——一包饼干和一张自己的名片塞进高真手里，告诉了她一个方向，让她轻装去找另一个家政公司。并叮嘱她，再去登记时，不可讲自己的生活经历，也不要把学历填得太高，雇主不喜欢经历太丰富、学历太高的保姆，做护理也不行，只要说清自己遭了劫就行了。

两、三个小时后，高真与一个保姆模样的人来取行李，正巧与林愉碰上，吴冷兰自然又被林愉训了一顿。从那以后近一个月，吴冷兰没得到高真的消息。但从那天来搬行李的情况看，境况应该不坏。这一个月吴冷兰也又换了一个公司，就是现在这个家好家政公司。等高真再次联系上吴冷兰时，已今非昔比了。

出现在吴冷兰面前的是一个满面春风、年轻姑娘打扮的人，与一个月前那个憔悴、悲苦的模样不可同日而语。高真告诉吴冷兰，她现在在一个叫喜月的家政公司，专门搞月子护理。她到了那个公司后，很快就作为一级月子护理下户了。一个月的护理，她挣了两千多元。在雇主家那些日子，她常常拿出吴姐的那张名片端详，心想协议到期返回公司的第一件事就要去结识了吴姐的那个家政公司找她，再就是还钱。现在20块钱还上了，连那份快餐钱也还上了。根据名片上的手机号码，终于找到了吴姐。她说一个月了，她一天也没忘记吴姐对她的相知相助之恩，不是吴姐，她不会有今天。现在，她已经以技术股的身份成为喜月家政公司的第四股东。并且，与家里也联系上了，让家里汇款过来，在一个高档小区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房子还没有完全交付。

临走时，高真仍下一句话：吴姐，我想自己干，就咱俩。主打月子护理，我负责；顺带搞点普通家政，你负责。到哪个家政公司包张桌子就行。

送走高真，吴冷兰考虑了许久。要想有个发展，必须是给自己干。高真的想法正合自己的心意。与其到某个家政公司包张桌子，还不如包一个家政公司呢。正好李云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操作，使商德鸣已经对她失去了信心，发出了最后通牒。据吴冷兰所知，商德鸣并没有敲定合适的人选。从高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买套房子的举动看，她肯定有一定经济实力。李云尽管整天吹自己多么有钱：武汉买了房子，开了一个家政公司；上海买了房子，准备开家政公司；而且脖子上、几个手指头上都金光闪闪，然而却连几千块的费用都交不上，连两个月都亏不起，令人怀疑她戴得那些金货都是假的。这么一个老牌家政公司毁在李云手里，真是太可惜了。如果自己和高真能接下这个公司，凭她俩的经验和能力，再加上高真的经济实力作保障，把老牌子这个无形资产利用好，一定能有所发展，实现自己想最后一搏的愿望，同时还挽救了家好家政公司。为此她几次找商德鸣，了解承包或买断这个公司的具体问题。

高真第二次来看望吴冷兰时，吴冷兰就对她讲了家好家政公司的历史及目前的现状，她的担心及她所了解的如何能接手这个公司的细节。然后动员高真与其包张桌子或成立个新公司，不如利用这个老公司的品牌效应和客户及保姆资源。吴冷兰详细地分析了她们的优势：一、这个公司经过八年的积累，有一个稳定的雇主群和保姆群；二、这个公司资格老，会增强雇主的信任度；三、老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无形资产，这是用钱买不来的，而且短时间也难以形成的；四、高真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能自己培训护理人员，关键时刻自己也能冲上去，不会出现被人要挟和架空的尴尬局面；五、最大的优势是不用从零起步，而是从一个高起点开始，省却了创业初期的跋涉，等于接手了一份事业。

高真听了吴冷兰的介绍和建议后，思索了一下，认为吴冷兰说的有道理。第二天就与商德鸣进行了接触，几次接触下来，就有了现在。只是交接的方式有点儿不合常理。

吴冷兰一觉醒来，已是早晨7点多钟了。窗外阳光明晃晃的，看来又是个大热天。

在办公室里睡觉，而且是三个多月来，第一次没在上层铺板的“压迫”下睡觉，感觉比在宿舍好多了。

自从干上家政管理这一行以来，吴冷兰睡觉时就跟双层铁铺打上了交道。这也是鹏城市包吃住公司的特色。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最大限度地塞进几张双层铁床，条件好一些的管理人员跟家政工分开住，条件差一点的，混在一起住。行李、洗漱用品都在这一间屋里，再加上晾晒（其实根本就没有太阳晒）的衣物，空气污浊难耐。那些铁床根本不牢固，人的身体只要与它“亲密接触”，它就摇摇晃晃；无论上下铺，只要躺在上面一翻身，它就吱嘎作响；睡上铺的人不敢翻身，怕活动大了床散了架人掉下去；睡下铺的人也不敢在床上乱动，怕床垮了上铺的人压下来。另外，为了少花钱，一般都买最便宜的，那种铁架床的用料极其节省：角钢又窄又薄，连两个人的重量也承受不了。吴冷兰睡的床曾经因为一次坐了三个人，不仅把角钢压弯了，甚至连床板也压断了。

家好家政公司设在写字楼里，写字楼耸立在花田路上，气派雄伟。然而，它的后面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打个形象的比喻，写字楼好比华丽的外衣，里面却是破布烂絮，污秽不堪。这就是鹏城特有的“城中村”现象。

鹏城市的原址是一片片耕地、荒野和一个个渔村、农舍。高楼大厦、广场绿地就建造在耕地、荒野上，因而设计考究、布局合理、宽广开阔、错落有致。然而，渔村、农舍属于私人所有。在缺乏规划的前提下，村民们抢着建楼，最大限度的利用自己的地盘。在原来仅仅相隔一、两米的平房基础上建起了6至8层的楼房，根本就不考虑通风采光的问题。人们把它形象地称为“握手楼”、“接吻楼”。房与房之间，那不能叫道路，只能叫缝隙。走在里面，令人窒息。痰迹、污水、垃圾遍地，不时还能看到小老鼠般的死蟑螂、小猫仔般的死老鼠。由于下水道设计的不合理，污水流不出去，污物常年浸泡在里面，发酵、腐烂，散发出阵阵恶臭，成为蚊蝇的孳生地和病菌的传播地。吴冷兰有一次到一条“缝隙”里去找人，污水沟里那泛着泡沫的臭浆水令她阵阵做呕。楼梯道里由于成年累月不见阳光，又粘又滑还有一股恶臭味。即使在“非典”那样的特殊时期，这种状况也没得到改变。

别看环境如此污秽不堪，人却住的满满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那些宽敞豪华的住宅小区。不过，房主却不住在这里。

原来，房主几乎都是香港那边或当地的有钱人。他们从村民手里买下地皮，或者就是自己的地皮，以最简单的室内设计和最便宜的造价盖起了这一栋栋手拉手、面对面的楼房，然后租出去。那些多少有点儿钱的村民就租下来当起了“二房东”。他们或者转手加价成套租出去；或者隔成小间作为单房租出去。来租房的人几乎全都是外乡打工者，当然不乏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挣钱的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还有一些打工者租下了一个套房以后，自己住一间，然后把另外的房间、客厅、甚至阳台都租出去，又当起了“三房东”。

由于这里的房租便宜，那些包吃住的小公司，多数都是租这种房子给员工住。因此，这里的居民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里也是很多闯鹏城人的发源地。那些人用有限的资金在这里租个铺面，做点儿小本生意，有了一定积累后，再离开这里到繁华的地方去发展。

这些“城中村”里最兴旺的买卖是饭店、发廊、诊所、家电修理和旧货。饭店有各种口味的中低档餐厅，但最多的还是面向打工者的小快餐店；发廊有很多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吴冷兰有一次去一家发廊找人，穿过明亮宽敞的大厅，里面才是前台，两侧黑洞洞的不知有多深，其具体用途就不好推测了；诊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接生和堕胎。因非法接生和堕胎而造成孕妇死伤事件经常见诸报端，那都是些非正常怀孕或拿不出钱到正规医院的女人。有的健康正常的孕妇进了诊所的门，再出来时就与丈夫相隔在阴阳两界；有的打工妹去流产，肠子被当成脐带拽出。至于那些无证无照的“医生”，因打针吃药造成患者死亡的事也时有发生；家电修理和旧货买卖是一对孪兄弟。打工者和小公司宿舍用的家具和电器几乎全都来自旧货店，只有靠着经常维修才能苟延残喘地使用。那些“黑心棉”、“潲水油”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也在这里。吴冷兰常想：都说美国有著名的贫民窟，是吸毒、犯罪、**、**者的乐园，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城中村”全市一共有60多个。由于它居住环境的恶劣和和社会治安的不良，市政府已经出台了治理规划，准备在今后几年内，逐步改造这些“城中村”，把它变为居住乐园。

家好家政公司以前的宿舍就租住在这种地方。

睡在这种嘈杂、污浊、破烂不堪的环境里，吴冷兰总有一种倒退的感觉。因为她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长大，父母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父母有了工作后，工资又比一般的工人高一些，住房条件也比较好，她从记事起就是单房单床睡觉。而当时很多家庭都是只有父亲一人挣钱养活全家七、八口，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那时，很多同学到她家玩时，都羡慕她家住房的宽敞。

当然，既然决心出门闯闯，也不敢奢望有多么好的生活条件。面对这种污秽不堪的居住条件，她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减少在宿舍的逗留时间，总是等到最后一个才回宿舍冲凉、睡觉。

昨天晚上，单独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办公室里，空气又好又没人打扰，几个月来没睡过这么好的觉。吴冷兰躺在办公桌、木板搭就的“床”上，不禁想到人真是个奇怪的动物：一天前还睡在廉价旅馆那又热又闷的小屋里；四天前还睡在拥挤污秽的“城中村”宿舍里；再往前说，五个月前还睡在北方海滨城市家里舒适的席梦思床上……

时间还早，吴冷兰躺在“床”上继续想：今天晚上肯定不得消停，无论如何也得动员那几个住宿舍的钟点工搬到公司来住，她们一来就不会有这么清净了。吴冷兰边想边下了“床”。收拾停当，又按多年的习惯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在家里是喝凉白开）喝。边喝边记起了那些天每天早晨喝水时，李云那心痛的表情，不禁觉得好笑。记得有一次看到李云那心痛的样子时，曾故意气她：“不让家政工们喝水，我喝总可以吧？”李云一楞，尴尬地回答：“可以，可以，哪能不让你喝。”但吴冷兰分明感到李云恨得直咬牙。

高真在喜月公司的管理员宿舍里一觉醒来，发现昨晚冲凉换下的衣服赵佳已经给洗好了，而且赵姐还煮好了酒酿鸡蛋，逼着她快吃。吃着香甜的酒酿鸡蛋，她想到睡在办公室的吴姐，肯定没人给她搞早饭，路上记着买点什么给她带过去。

在办公室里睡觉无所谓上班下班，收拾完“床铺”和自己，坐在办公桌前就是上班了。吴冷兰打开笔记本，查看了一下以往的记录，记下了当天必须做的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必须动员那几个家政工搬出宿舍。然后又开始整理昨天从抽屉里找到的乱糟糟的资料，把那些合同按到期时间分别夹进夹子里，又挑出几份试工期已过应该签合同和原合同期已过应该续签的资料。

正忙着，高真进了门，递给她俩包子，吴冷兰这才想到还应该吃早饭。吃完包子，明知道问了也白问，吴冷兰还是试探着说：“我也应该投一点资吧？”

“不用，商总不让我与别人合伙。”

我是别人吗？没有我，你知道商总姓甚名谁吗？吴冷兰心里这样想但嘴上没说。她知道给高真打工已成定局，说了只能影响情绪，没必要。不帮她干吧，太不仗义。高真刚刚接手这个公司，对这个公司的情况两眼一摸黑，对如何操作普通家政也没有多少经验，自己既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对操作普通家政有一定的经验，先就这样干着吧。想是这样想，但为人实在的吴冷兰，还是以给自己干的热忱，忘我地投入到了家好家政公司的工作中去。

高真似乎没有察觉到违背了动员吴姐拉出来单独干的初衷，看似诚恳地说：

“吴姐，今天咱俩正式开始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了。”

但吴冷兰很明白，“同”、“共”是不可能的。既然是由高真一人承包了这个公司，她再有能耐，也还是打工的角色，尽管她也很想承包。但承包人是当然的老板，这个位置是不能颠倒的。因此吴冷兰暗暗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以高真的恩人自居，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位置。后面的事实证明她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高真每次向雇主或新家政工介绍自己时，总是说她是总公司派下来的，不会像以前的承包经理那样光想挣钱不想负责。

以前的经理常常不择手段，对家政工的要求不是让她们认真地去雇主家努力工作，而是只要求她们去签单，能签下单来就ok。有些家政工明明不适应那个雇主家，但为了完成公司的签单要求就拼命忍耐，一俟签下单来就立马提出辞工。这种做法其实是很多家政公司常用的手段。他们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家政工专门去签单，只要签上合同，就以种种理由抽身走人，然后把条件不好的换过去。如果雇主不同意换人而提出终止合同，则管理费只能按比例退一部分（如果是家政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则百分之百全退，所以家政公司不会主动提出终止合同，而是承诺免费更换服务员），雇主想想不合算，只好将就了。媒体对这种现象也有报道，称之为“保姆托”。

而高真说她自己是总公司派下来的，不管签单多少，每月四千元的工资分文少不了她的，所以，她不会去干骗雇主签单的事情。

高真这样一说，在家政工的心目中吴冷兰就不值钱了。势利眼一直是国人的通病，低素质人群尤甚。吴冷兰在李云手下干了近两个月，对这个公司情况的熟悉程度是高真不能比的，而且其工作态度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商总不让她负责却找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高真来负责，只能说明吴冷兰是个没能力的人。而吴冷兰听高真几次这样介绍她自己之后，便再也不谈她和高真传奇般的认识经历了，只是以打工者、被领导者的身份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家政工们发现她并非什么当权者后，便时有不恭，或公开抵制她的安排。比如待岗家政工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应该主动承担办公室的清洁卫生工作，但吴冷兰要求她们去干时，她们就不动弹，而高真一提，她们立刻颠颠地去干。即使如此，为了支持高真的工作，吴冷兰还是不想多说什么，且自觉地接受高真的指挥和领导。人前她也从不叫高真的昵称真真，而是一本正经地称她为高经理。

吴冷兰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替别人着想，有时宁可自己受损。

其实，对家好家政公司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来讲，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高真既不能指挥也不能领导。于是吴冷兰每做一件事情，就主动请示高真，做完后又主动征求高真的意见，时时刻刻让高真感到自己的领导者身份，同时也树立了高真的威信。她从来不去解释她与高真的地位差别是由经济基础而不是由能力决定的，她常常想：倘若有那么多遗产可以继承，有那么多非工资收入可以获得，她完全有可能理直气壮地做承包人。由此，她深深感到没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