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重庆谈判（2/2）

委员长一声叹息，道：“润之，你能来重庆，说明你有意和平，我很高兴。可你若执意如此，冥顽不灵，我也不介意用些手段。本来我还不屑为之，可为了这个国家，便做一次曹阿瞒，也胜过妇人之仁。”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我不在延安，中枢照样运转。可你要不在中枢，那就天下大乱喽。”

统帅微笑道：“知道我来的时候是怎么和他们说的吗？狠狠打，打得越狠越好，不要给我面子。”统帅想起杜文成时常挂在嘴边上的这句话，不觉笑出声来。

委员长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他知道统帅指的是什么，八路军在山西的上党刚刚给了挑衅的国府军队一个教训，让他大失颜面的同时，也让他对延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本以为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再加上米式装备，一定能够占领晋东南，不料昨晚得到的情报却是国府的十一个师被人家压着打，那个独眼将军怎么就不是我的学生？丢人哪，委员长的脑筋可以说是深受刺激。

“好了，不说笑了。润之啊，早餐后我们接着谈。”

委员长转身走了，但在这一刻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m已被他的军队“击毙”，可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不仅和自己针锋相对，还敢嘲笑自己的政权不稳。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他的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且又慢慢松开。兹事体大，扣押m容易，如何收场就值得商榷。米苏公开保证过他的安全，一旦有事必会对我施压，届时不仅有损国府声誉，还奈何他不得，岂不是鸡飞蛋打？

短短的十余步中，委员长的心态就从愤恨莫名转为云淡风轻，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一切还要看实力说话，他不相信430万正规军还打不过120万泥腿子。

桂园，是张治中租赁下的一处小楼，此时已成为延安统帅的临时住处。

“委员长果然没有谈判诚意，这几天的谈判中都是我们再说，他们则是哼哼哈哈的搪塞，一看就是毫无谈判准备。”楼下的会客室里，王若飞气愤地说。

周先生习惯性地双手抱在胸前，笑着道：“我们对他本来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到这里来是向民众说明我们期盼和平的愿望和诚意，有没有结果并不重要。”

“可是这样拖下去，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看看外面那些明目张胆的特务，那里有一点对我们的尊重。”

正在专心读报的统帅放下报纸，吸着烟说：“我的安全暂时还不成问题，委员长想要‘留客’，也要看全国民众答不答应。

委员长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啦！我mzd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可今非昔比，我现在坐在这里，他还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m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没能够战胜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时间里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将他永远地赶到了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