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和而不同（2/2）

唐诗中的音乐，“石破天惊逗秋雨”的箜篌也好，“龙吟虎啸一时发”的觱篥也好，诗的效果可以证明诗人的乐感与想象力发达得惊人，表达其感受与幻觉的诗艺也惊人，但显然是超越了乐史的实际的。

如其不然，则中华乐文化的前盛后衰一至于此，便颇难解释了。文学的发达先行于音乐，也是中外皆然。中国古代的画论、乐论，写画写乐的诗，好像有一种超前于实践的现象吧？

比刘铁云早三百年的张岱，也是一位文、琴皆工的人。他谈琴趣的文章，见于《梦忆》、《瑯嬛》的有四篇。在《绍兴琴派》中他所自赏的四人同操“如出一手”，正是玙姑看不起的那种简单化的同奏。也可见“‘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

对“和”与“同”的如何理解，真的是由来已久。《国语》中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是公元前五二二年之事。齐侯问：

“和与同异乎？”

晏子答：

“异！”

于是他用烹饪之必须五味调和才能味美来说明：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声亦如味。”

靠的是五声、六律、七音、清浊、小大、短长、刚柔、疾徐等等的配合，以相成相济，假如没有这些相异因素形成之“和”，而是“专一”的单调的声音，那“谁能听之”！他还加上一句：

“同之不可也如是！”

既然晏子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和”，只可能是《乐记》所形容的“累久乎端如贯珠”的历时性的“和”，也即是曲折多变的旋律，不可能是异音并作的共时性的“和”，即和声复调了。

要知西方这种复杂的多声音乐，也是中世纪以来逐渐演进才形成的。那却是中国古乐光华灿烂的时代！何以又不向“和而不同”演进呢？这问题之耐人思索，不亚于另一个问题：曾经高度发展的中国科技，何以后来停滞不前？

傅雷的友人，“文革”中的受难者沈知白教授，有一篇遗作《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从文化生活伦理思想以至中西语言的特点来探求，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男女因声域不同，不便于齐唱，这在西方是促成和声出现的因素之一。

沈氏引王静安《古剧角色考》中“歌舞之事合男女为之，自汉以后殊无所闻”，推论中国的礼教森严，限制了男女群集，纵情歌舞，在戏剧演出中又以假嗓唱法调和了男女声域参差的矛盾，结果便与西方不同。

他又认为，中国古代的音阶与简单的和声之历数千年而不变，是因为它们适合于表达士大夫“顺应自然以求安适”的性情，“静穆恬淡优游逸豫”的生活，和以中庸之道加清净无为的思想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足见多声部音乐在古代中国不能发展的问题，“实与封建时代的整个文化生活相表里”。

明末清初由西方教士携来的音乐，显然在中华士大夫听来是逆耳的噪声。恐怕要等到清末民初，人们的耳朵才开始听得进那种“和而不同”的音响吧？同异邦人接触机会多的这位老新党，有可能是从蛮夷之声中受到了什么启发？

要知道，刘鹗是一个有多种身份、头衔（像个不协和弦）的异人！他是医生，贾人，大善士，水利专家，古董收藏家，音乐爱好者……甚至是庸人眼中的“汉奸”！

刘鹗又是一个大忙人，汲汲皇皇地，办了一件事又忙着干另一件。然而又忙里偷闲隐名作了一部“闲书”《老残游记》。而他又自称这是一部“哭泣的书”：

“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从书中对于“以理杀人”者的憎恶，为生民涂炭的忧愤，我相信，鸿都百练生的确是一位深于情的人物。想到他，也不会不联带想到同他有交情的诸色人物：梁任公，沈荩，罗振玉，狄平子，太谷学派中人，还有收谭嗣同尸的大刀王五……

在我看来，说刘鹗是“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不如说他是一个头脑行事都复杂的人。读了《刘鹗小传》，重读《老残游记》，深感此人头脑中响着的“和而不同”的音乐，倒是同他那个时世的多声部复杂音乐，非常相呼应相协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