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归晋（2/2）

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汉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史书记载，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20]；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诸葛亮

蜀汉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刘璋时，三辅流人数万，收以为兵，号东州兵。”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汉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则蜀汉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无当，二者可能同为一支精勇的队伍。飞军，以羌族的一支——青羌为主，分为五部。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此外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少数民族组成。賨叟，由賨人（湘、川一带的少数民族）组成。此外还有夷兵，由荆州一带少数民族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让蜀中汉人当兵，而且大量以外族为兵，组成飞军、青羌、白毦、賨叟、夷兵等外族军队。从东州兵的情况还可看出，蜀汉还把外来流民组建成军队。

东吴兵制

东吴兵制比较杂乱，大体也与魏无异。其军队特点，如《历代兵制》所说：“吴多舟师，营校略异于汉。”东吴立国江南，北有长江天险，东南有东海、南海，内地多湖泊水泽，多水域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经济，决定其水军强于魏、蜀，以致数次以舟师挫败来进攻的曹魏大军。东吴的船只体积大、数量多，并且有艨艟、斗舰、楼船、飞云、盖海、赤龙、驰马、长安、大舶、大艑、青龙战舰、晨凫等众多名号。根据《吴书》的记载，当时能载马八十匹的还算小船。又根据《晋阳秋》，西晋灭吴时，接收其船只五千余艘，其中包括运输船和战船，运输船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水军作运输军需用。这样，虽不能得知东吴水军船只的具体数字，但其规模之大则是可以想见的。当时东吴水军舟师不仅时刻巡守长江天险，而且游弋于辽阔海域。东吴水军统帅为水军都督。

东吴的中央军与曹魏、蜀汉相同，有前、后、左、右、中五军，军中将领亦有护军、领军、典军、军司马等。一旦进行战争置大都督总领五军，各军置部督等。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

蜀汉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文化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75]。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儒教的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