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 资治通鉴 4（1/2）

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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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