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诊所陷阱（1/2）

318国道，不时地有车子飞驰而过。

一辆挂着“侏儒—蔡甸”牌子的中巴车从我背后驶来。

我伸出手去，车子带着烟尘停到我面前。

中巴车行驶到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有人要上车。中途中巴车又陆续停了几次，进入玉贤镇时已经是八点过十分。

走出车站，我的肚子咕咕叫，见路边有一家面馆，便进去要了一碗牛肉面。我在落地窗旁边的位置上坐下，面馆外的街景一览无余。我开始大口吃面。

一个赤膊、穿大裤衩的男人走进来，点了一笼蒸饺，一碗稀饭，在我对面坐下来。我注意到他手里举着一叠报纸。店伙计很快将他点的食物送到他面前。他把报纸搁到桌角，拿起筷子吃饺子。

报纸的文字方向与我的视线相反，但我仍能看清楚用毛体字印的报头——《都市快报》，还有头版右下角用大标宋印刷的新闻标题——“dza130航班枪击事件暨谭文虎案取得重大进展”。整篇文章围着一个粗线框，框里除了两栏细小如蝇的正文文字外，还配有一张照片，照片下方附文：疑犯左焰，提供线索有奖。

我用拿筷子的手遮在额头上，盯着照片看了不下五秒钟，天啊，的的确确是我，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压根儿都不知道谭文虎是怎么死的，甚至我还被他在脑袋里植入了一个诡异的芯片。我完全是一个受害者。怎么就怀疑到我头上了呢?还有飞机上的意大利人，我连他长得啥样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凶手？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完全不够用，一阵眩晕。

对面的人吃着饺子，喝着粥，好像并没留意我。

我将头压在胸前，一边吃面一边留心走进面馆的人，警惕着从落地窗前走过的任何一个人。

陆续的，又有几人走进面馆，其中一人手里也拿着一叠《都市快报》，上面赫然印着“疑犯左焰，提供线索有奖。”

我注意到面馆门口是一个公汽站，有一个干瘪的老太太在候车亭的阴影里用两张塑料凳子和一张三合板支了一个报摊，上面像摆扑克似地放着一些杂志和五六种报纸，《都市快报》摆在最上面，似乎它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报纸。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不等一碗面吃完，我的手就伸进裤兜里掏钱，“老板，给钱。”

老板在忙着给食客加高汤，没有看我。“您放桌上就可以了。”

“好的。”

我放了十块钱在桌上，快步走出面馆，到一家超市里买了一顶帽子，和几包机制麦香面包，又买了二瓶水塞进包里。到收银台买单时，我看见收银员背后的墙头上挂着一台led电视，正在播放大江市早间新闻。由于有些慌乱，我没有听清主持人说什么，只看见屏幕右下角出现一行文字向左边滑过去：dza130航班枪击事件暨谭文虎案侦破取得重大进展：原古画出版社编辑左焰有重大嫌疑。据警方可靠消息，目前疑犯正潜藏于本市，请知情者从速报警。——后面紧跟着介绍左焰、也就是我的相貌特征的文字——然后是：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者警方重奖十万，联系电话……

左焰，左焰，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就是那个被警方悬赏十万通缉的左焰。

我一时觉得满大街都是我的名字和我的照片。

我感到很愤怒，同时又感到无可奈何。

我走出超市。

“先生，找您钱。”收银员喊道。

我没有理睬她，加紧脚步离开超市。

那两个警察一定是动用了大江市整个刑侦系统来抓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怎么可能是凶手。他们自己是凶手还差不多。对了，是不是他们是凶手，要嫁祸于我。或者说，他们跟谭文虎根本就是一伙的，目的都是想制造混乱，好对我的古画趁火打劫。

可是，那幅古画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找到一个报摊，丢下一块钱，买了一份《都市快报》，将郭真超的联系号码输入手机，拨了过去。

电话通了。“喂”，郭真超那带着沉重呼息声的声音传过来，“您好！”

“……”我突然不知说才好。

“您是要提供破案线索吗？……”

……

我沉默了两秒钟，把电话挂了。

我想我不能告诉他古画失踪的事，因为他肯定不会相信我，不可能停止抓捕行动，相反还会暴露我的行踪。

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如果干掉我，你永远找不到古画。

他很快回信：你是左焰吗？

我在考虑应该怎么回复。如果告诉他我是左焰，那就会增加被他查出我所在位置的机率。要知道现在的定位科技太发达了，几千公里之外的误差都只有一两米，何况我们同在一个市。我想我应该多制造一些疑点给他，让他没有办法一下拿准我的详细地点。

他很快又发来一条短信息：我们见个面，我会帮助你的。

我想起从他手枪里射出的子弹从我耳旁呼啸而过。

我把手机电磁抠出来，让天上的卫星彻底找不到我。

我继续向前走。有一辆警车迎面驶来。我机智地闪进一家水果店假装要买水果。我背对着店主，等警车开远了才从店里出来。

突然，我觉得右边的鼻孔里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溢出来，用手一摸，竟然是血。我从未流过鼻血，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纸巾塞进鼻孔。血很快浸透纸巾，叭嗒叭嗒掉在地上。

我换了一张面巾纸，血仍然不停地溢出来。我又走了一百米左右，看见马路对面的斜坡上立着一栋二层楼高的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玉贤中西医综合门诊。如果一直这样流血，我就会晕过去。我准备到那里去处理一下。

我认真审视那家诊所，大约占地500平米，外墙上贴着小型磁砖，单门独户，未与街道上别的门面房连接在一起。它门口停着一辆长安牌微型面包车，还有两辆电动车，不像有警察埋伏在那儿。

我低着头穿过街道，走到斜坡顶端，进入诊所大厅。

大厅左边并列摆放着两张木桌，其中一张后面坐着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六十岁上下，正在一张处置单上写字，处置单下面垫着一本薄薄的病历。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哭闹的小女孩儿。大厅右边摆放着三排金属长椅，零散地地坐着三五个人，一边在打吊针，一边在看挂在对面墙头的电视。有一个护士正立在长椅中间，给一位无精打采的中年妇女换针剂。中年妇女座位的扶手上放着一叠《都市快报》。

年轻的妈妈拿着老医生开具的处置单，抱着女孩儿转身走向药房。我低头走到医生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怎么了？”医生问我。

“流鼻血。”我捂着鼻子说。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