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特刊四：关于围棋国学化的一些思考（1/2）

番外特刊四：关于围棋国学化的一些思考

一、缘起

围棋是文化，当无疑义。

2015年10月17日，第三届(2015)中国国际棋文化博览会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开幕。在会上，我有幸结识了许多中国围棋界的名人，增长了见识。18日上午，我在分会场介绍了我的论文《中国围棋文化与产业的道艺术》，讨论时，主持人许老师问我：论文中提到，应该将围棋定位于国学，那么，能否用两三句话概括怎样把围棋国学化？我当时没有回答出来。许老师的问题很大，之后，我一直思考着许老师留给我的问题，结合朋友的意见，渐渐形成一些想法，今借本小说一角，谈谈围棋国学化。

二、国学

提到“国学”，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文化。有学者认为，“国学”的现代词意，最早源于日本江户时代。日本明治维新后，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彻底洋化的倾向。1888年，一些日本有识之士成立政教社，宣扬国粹思想，以求扭转偏向。其实，“国学”一词，中华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现代中国“国学”一词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自明末“西学东渐”之风后，为了区别开“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现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出版《国粹学报》。显然，围棋属于国学。

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时，发现“国学”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依然非常重要。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欧洲学院演讲时自豪的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二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包括围棋文化。

习近平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自春秋以降，棋琴书画花鸟酒茶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即使佛道教方外人士也难以免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汉诗诗人大沼枕山感叹道：“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竹林七贤是魏晋人物的佼佼者，后世人绘制竹林七贤图，多见围棋。而围棋的多种别称，如“坐隐”、“忘忧”、“手谈”等，都出自魏晋之时。在魏晋南北朝，围棋与儒释道三教都蓬勃发展，围棋从此深入到历朝历代的三教九流之中，成为“国学”重要组成部分。

三、定位

围棋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养德明智；二是竞技娱乐。中外围棋文化都体现了这两点。但是，中国现代围棋，中国古代围棋，还有日本围棋，围棋及文化的定位却不相同，各具特色。

在中国现代，虽然有了智力运动会，围棋的作用仍然主要体现在竞技娱乐上，养德明智的作用被弱化了。网络围棋的兴起，使棋友之间的“手谈”越来越少，上网下一盘是棋迷朋友的主要选择。在弈城等网络围棋对弈平台，快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今天的大众围棋，越来越象一种网络游戏；而围棋文化，则越来越象“快餐文化”。

在日本古代，由于棋所制度导致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林家四大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日本古代围棋文化与中国古代围棋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讲棋道，其棋道精神可以浓缩为两个字——“竞技”，由此上演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围棋竞技故事。自秀哉名人将本因坊名号转让给日本棋院用于创办本因坊战比赛后，日本竞技围棋的残酷性，便由“昭和棋圣”吴清源的“十番棋”继承下来，吴清源称之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吴清源之后，日本围棋竞技的残酷性大为改观，到了今天，其围棋文化的核心——竞技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变化的是，今天的日本职业棋手，已经没有其前辈棋手敏锐强烈的围棋竞技胜负意识了，所以，循规蹈矩的日本棋手在国际大赛中表现欠佳。有意思的是，吴清源经过连续15年的残酷“十番棋”的竞技洗礼，却从棋中悟出了“中和”的棋道思想与人生精神。

吴清源14岁东渡日本，中华民族文化给年幼的吴清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2015年2月，江铸久做客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表示：如果吴老师还是20岁的话，以他当时的那种创新精神。像川端康成说的：新布局只有从大陆来的少年，才有这种气派。他在大陆受的这种文化熏陶，才能有这种创新精神。其实这对吴老师来说，完全没有感觉，这是自然的。吴老师的追求就下下到最好，所以他会尝试实利、大模样、乱战，只是想找到最好的下法。

吴清源从围棋的有争，领悟了人生的无争——中和，达到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由此看来，以棋炼心，与宗教修行的禅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古代，围棋文化丰富多彩。先贤们把围棋与哲学、文学、兵法、艺术等联系起来，所形成的文化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了日本“竞技”围棋的范畴。孟子反对“博弈”，认为“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但是，孟子赞成“弈”，把“弈”归为小数，而数是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孟子告子篇上》中说：“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在儒家，有“亚圣”之称的孟子，明确提出应把围棋和人的品行结合在一起。孟子把又赌棋又好酒又不顾父母之养的下棋人视为第二种“不孝”；提倡把“弈”当作“艺”，专心致志学习应用它。对照孔子对围棋的态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篇》），孟子对围棋的态度明显有所提升。

从孟子起，中华围棋与围棋文化的发展一直带着博弈和弈的色彩。简单的说，博弈归于术，而弈归于数（艺）。崇弈数者，把围棋艺的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棋论道，以棋养德，以棋修心，以棋闲情，留下众多诗词歌赋；崇弈术者，把围棋的棋理和技术总结成经论之类的棋书，如大家知道的《围棋十诀》、《棋经十三篇》、《弈理指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