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2）（2/2）

那时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道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拼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里，扒了衣服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道，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在三矿，一位井下的掘进队长被大窑山矿务局树立为“劳动模范”的典型，他打炮眼、铲砂石，放下铁锹又推煤车，巷道里到处留下了他四十二码鞋印。特别是被电台宣传后，他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在井下奋战三天三夜，最后昏倒在掌子面上。

当时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一味追求生产高指标，大窑山矿区和全国一样，大搞“土法上马”和“土洋结合”，基建矿井和小煤窑并进，使得原本的建设程序被打乱，设计也陷入盲目状态。同时掘进中的四对矿井修改设计方案按水力采煤施工，严重脱离实际。这期间加之贯彻执行“先井下后地面，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方针，严重忽略职工生活设施建设，致使矿区公用工程不配套，对未来欠下了许多需要弥补的老账。

那时正值“反右”刚结束不久，没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包括方旭在内的一班人，都对大干快上跨入共产主义社会充满激情，理智错误地给情感让了道。即使像沈德鸿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随波而流，反对“三面红旗”意味着啥，谁都清楚不过。当然像方旭他们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大老粗更不会提出异议，不但是制定者，更是彻头彻尾的执行者。他们被激情燃烧，错误被执行的越彻底，离真理越远，没人为自己的决策真正冷静下来反思过。由于对水文地质不了解，再加上长年受煤层和油页岩自燃的影响，致使岩石长期在高温和压力作用下，空隙率变大，裂缝发育成良好的透水层和含水层，淹没了刚刚投入使用的三号井。直到多年后，方旭每每回忆起那个火热的年代，不禁摇头：所有人的头脑发了高烧啊！

一九五九年在全国煤炭设计会议后，认为水采不过关，此类设计方案全部被否决，按水力运输设计施工的巷道为矿井改造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特别是庐山会议后，虽说这些不讲求科学的做法被高层给予了纠正，但正如奔驰的列车，想马上停下来何其容易。好在总算开始制动了，不然谁能预料出前景会是什么？！加之那时的矿区总体规划设计多变失误，造成局本部和一些配套工厂布置在塌陷区，民用建筑和工业设施交错布置，水泥厂和铁合金厂坐落在住宅区的房前屋后，污染严重。多年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到处的墙壁裂缝，建筑物沉陷，痛心已没了任何意义，搬迁成了唯一的选择。

那个年代，更有甚者出现在农村，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捷报”频传，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了“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消息，九月十二日《广西日报》登了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并登有三张小孩在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照片，被《人民日报》转载。这消息传遍全国，人们惊呆了，天下真有如此奇迹么？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疑问，这有可能吗？但这是党报登的，并有照片，党的领导机关发贺信祝捷，难道党报会说谎吗？人们只有跟着相信了。那句违背科学的口号在大窑山也出现了：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大窑山煤炭不具有结焦性，有人头脑发热，这条标语醒目地用红油漆被刷在了墙上。

不用多久，短命的土法炼钢寿终正寝了。

当新年来临的时候，炼钢厂一片静悄悄，往日缭绕的煤烟和喧嚣不复存在，被炼出的铁称烧结铁（其实都是废品），一部分运往大钢厂回了炉，一部分遗弃在原地，无人问津，成了绊脚石，和残渣砖瓦一起被纷纷扬起的土尘与冬日飘起的雪慢慢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