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哲学史（1/2）

要说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史，究竟哪个诞生的更早，其实很难说，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的思想基础一样，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公元前7至前6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重视宇宙本原的研究，这个阶段的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由于对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学家居住的地区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等。

当然自然哲学的影响，远远不如随后产生的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的影响巨大，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问题，而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来，他们逐渐开始探讨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派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唯物派进行了对立和交汇，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甚至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哲学。

哲学不分东方和西方，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探讨，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适用的，所以不论东西方，对哲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两千年前的东西方，都出现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论，而它们的对立和分歧，几乎不谋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所提出的思想，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这在西方哲学中，就有相同的理论著述。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又比如说，亚里士多德通过六篇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为西方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而比他早几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他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甚至古代希腊哲学中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主意，如诡辩论、怀疑论、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以及各种颓废没落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东西，难道“庄周梦蝶”不是一种怀疑论吗？

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学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却走上了越行越远的歧路。中国人的主流从某一个时期开始，渐渐走向了彻底的唯心，间或有一二唯物的喊声，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与唯物进行了数不清的对立和激辩后，各自占据了两大阵营，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这个时候反而唯物主义的理论越发完善，促使哲学愈益脱离神学。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受到的歪曲比较少，因此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较正确的、虽然是幼稚的世界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挨得很近的事情，一个叫“焚书坑儒”，一个叫“罢黜百家”。作为两场实质上是统一思想的运动，陈惇发现历史应该给与这两件事情一个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他们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没有焚尽天下之书，而汉武帝却钳制了天下的思想。

对于“罢黜百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学术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锢，百家争鸣昙花一现后，终于由缓慢扼杀变为了一枪毙命。

孔子本人对“天”有两种并行的理解：一是把“天”看成是主宰人世万事万物的人格神，另一种是把“天意”看成自然和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当他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时候，他表达的是神学的天命观；当他感叹“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把“天”看成大自然和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内在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也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其实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是向唯物主义方向走的，荀子具备朴素唯物主义价值观，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像是他个人的坚持而非整个儒家学派的坚持，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反到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孔子有很多思想，很难一句话来判断他是唯物还是唯心，但《论语》中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儒家思想综合来说，表现为一种入世的哲学，但为什么后面却走到了彻底的唯心论上，当然还得把董仲舒这个人拎出来说一说。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实上他是将神权和君权做了一个统一，就是给与了一个正式名分，称为君权神授。一套“天人感应”论，是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这套理论简直可笑，司马迁这样想。他极力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他是第一个开创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当然他的反对无效，最后被汉武帝施以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