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六章 商业集团(五)(1/2)
“吾国在与东朝商务竞争之中亏蚀甚多。平心而论,实非东国商人奸狡如狐,蛮横霸道,而在吾辈不自讲求商务之精理所致。况外人商务竞争,瞬息万变,刻不容缓,迫不容待,又如何能以一陂一障之抵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而这也是敝馆开办之缘由,即提倡商学、研究商情。陈师,这商务之精理,一言以蔽之,学而已矣。无学不足以言商,无学不足以言会。商务一道自古即被误置之于士农工商之末,乃不知现今诸国均借此以应优胜劣败之雄谟。”在费劲口舌将自己年轻时的授业恩师劝回去之后,黄伯超擦了擦额头的汗,回到了大厅内。在这里,二十余位各个年纪都有的男人站在那儿,脸色都不是很好,有人的眼神还很迷茫,甚至还隐有一丝羞愧的情绪在内,这令黄伯超更是黯然。
“诸位,陈师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如今世道变了,圣人之学也不应当一直不变,不然就是走了邪路成了邪教了。孔孟之学,本就包罗万象,兼收并蓄,人人都应有自己的理解。值此世界大变之际,吾等若是仍然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岂不要令煌煌中华文明一起跟着陪葬?”黄伯超将众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因此出言给大家大气:“设想若是商业不昌,朝廷财计不足,则百官薪俸无法发放,几十万大军军饷无法满足,枪炮甲杖等器具更是无从筹措,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吾等商院所学为中国素来未办过之事,章程等件均是衡量国朝传统、时局,且取外国已有之成绩变通用之,断不至于背上数典忘祖、不敬名教的黑锅,诸君都是有志于新学的人才,还计较这点毁誉?”
黄伯超一番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然后纷纷作鸟兽散,前往各自房间温习功课了。
这里是裕大昌商院,是裕大昌布行东主黄伯超创办的产业,主要是为了培养商学专门人才,以繁荣地方商业,促进生产力提升,进而提升整体国力。该商院教学用的教材全是黄伯超在宁波游学、经商期间搜集所得,其中也有许多是他自己领悟的道理,可以说是他经商半生以来的智慧结晶,传授给别人也未尝不可。
但问题出就出在此人大张旗鼓地办了学校,然后大量印刷教材分发给学生学习,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无疑捅了马蜂窝了。要知道,在如今的大顺,虽然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进行着缓慢的变革,社会上的工场作坊也日渐增多,但真要从全局来看,其实还是旧思想、旧文人、旧秩序占了上风的,所谓的新学还是在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下顽强地生存发展,并未达到全社会认可的阶段。因此,可想而知当黄伯超此人在巴陵县城内开办这所商院的时候,是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了!
裕大昌商院挂牌不过三天,就被一群读书人堵了门,牌匾被砸不说,院子里的花盆、树木、桌椅什么的也被毁坏得一塌糊涂。甚至到了当天晚上,还有人往商院的大门上泼粪,可见怨念之深。
大顺朝廷的岳阳知府、巴陵县令虽然都是同情新学的官员(不然也不会被派到这个堪称锁钥之地的湖南门户了),但他们作为一县乃至一府的主官,自然要考虑到地方上的舆情,以及大量事务需要靠传统士绅来帮助,因此无法以行政手段很明显地保护黄伯超开办的商院的安全。他们只能和稀泥,尽量让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他处,不至于让裕大昌商院被祸害得太厉害——没办法,即便在大顺这种相对开明的地方,绝大多数百姓仍然是守旧的、保守的,尤其是在精英分子阶层中,守旧分子的比例只会更高,这没别的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坚持文化改良运动,慢慢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
但在人们的观念改变之前,毫无疑问,黄伯超和裕大昌商院本身都将背负很多人异样的目光,成为很多人鄙视和唾弃的对象。但黄伯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出生在南昌的他在青年时间被大哥赶出家门,然后带着仅有的一点浮财到湖广来投奔舅父,最终依靠批发棉布生意慢慢发家,成了湖广一带举足轻重的大商人,裕大昌布行也成了长沙、衡阳、巴陵、武昌等地响当当的字号,生意极为兴隆。
而在赚了许多钱之后,黄伯超现在有了更多的追求,即帮助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学人才,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学成为显学之一,进而通过商业的发达来倒逼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与他持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但多集中在钱庄、票号行业,那些商人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之后,反倒希望投资实业,兴建生产各类物资的工场或作坊,与后世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趋势。
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会流行在大顺境内的一些思潮有关。这些思潮很复杂,来源也很多样,其中既有东岸知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促成,也有本地商人集团在政府更多的钱粮、物资的要求下刺激而成,当然更少不了觉醒后本地精英分子们的自发努力——他们对满清这种异族政权固然很布满,对经常居高临下带着一股优越感、指点感和施舍感的东岸人同样不是十分满意,因此知耻而后勇,努力奋发自强。
按照这些人的言论来说便是:“商学如果大兴,不但两湖川赣可以光固,亦可为吾同胞昌千古未有之盛业也。”只可惜这会大顺境内的明白人还不够多,应和这种思想的力量还不够大,上至官绅军将,下至黎民百姓,都只是浑浑噩噩地被动前行,民智未开,因此这种思想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和接受,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某种躁动罢了。
黄伯超现在就是大顺政权内的明白人。他在宁波地区游学、经商过好多年的时间,后来也去登莱生活过一年时间,直到南昌家中的老父去世,兄长继承家产,断了他在外游学的费用为止。从那时候起,黄伯超就开始在湖广经营棉布生意,其间不断地与官府打交道、与东岸人打交道,甚至还与明国商人、清国商人打交道,人生阅历之丰富,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再加上他注重观察,善于思考,因此就做出了这种惊人之举。
黄伯超的裕大昌商院里如今有着两位教习,都是从自己棉布行里抽调来的经验丰富的掌柜,教教这些粗通文墨的商人预备役们是绰绰有余了。因此,在与两位教习交谈了一番,得知商院运转情况良好之后,黄伯超又匆匆离开了这里,乘坐马车赶到了位于城内另一头的布行内,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务。
巴陵地处湘江与长江交汇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繁茂。上承接长江、汉水一带的客商(好吧,因为战争,汉水一带的生意已经废掉一半以上了),下勾连中南地区的生意,正好处于大顺国的中心地带,附近又是有名的平原沃野、鱼米之乡,当真是想不富裕繁荣都很难啊,可以说部分取代了原本汉口的部分功能,完全可以称为一个小号的“汉口镇”。
别的不说,这东岸人运到大顺辖区的货物,一般会在两个地方卸货,其一是马当要塞,这是东岸海军直接控制的据点,对应的是大顺江西行省,一应供应江西的军需物资或生产设备,都在这里进行交割;其二便是巴陵县了,东岸人的大船开到这里便不再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在巴陵县码头卸货,然后再由顺国方面用自己的船只组织运输。
因此,巴陵县可以说是与顺国与东岸进行货物买卖的两大据点之一,东岸人运来的战马、武器、甲具、机械、五金制品等在此交割给顺国官府,换成现银后又在当地商人处采购稻米、杂粮、药材、生丝、茶叶、绸缎、桐油、猪鬃、铅块、棉纱及其他各色商品,不说全部花光,至少是大部花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大顺朝廷在全国各处征收来的税款在流入东岸人口袋转了一圈后,其中大半又都被砸到了巴陵市场上,故无数的金钱在这里流通,巴陵县的商业想不繁荣起来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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