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少年已知愁滋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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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世伟独自一人蹲在村口的大路旁，时不时站起来往马路那边望去两眼。

彭世伟是凤凰村的支部书记，放在整个左江县也算得上是少有的老资格。

干了几十年的副科常见，连任十几年的村支书难找。

农村是最现实的地方，农民则是一个最实际的群体。在那些淳朴憨厚的表象下面，土地上的弱肉强食丝毫不比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的勾心斗角来得逊色半分。农民不喜欢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选举的时候不受资历、学历那一套规矩的约束，谁能给村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选谁。不然就是县长的亲戚或者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也不顶用。当然，这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有实力的人才能做支书，当了支书之后说话就更管用。所以，虽说这些村干部私底下没少抱怨说工作难做，工资太低，容易得罪人之类的屁话，但真要不给他们当这点芝麻官了估计他们比谁都还要着急上火。

在村里连任几届村支书很不简单，困难程度绝不亚于一个毫无根基的农家子弟做到厅级领导。所以彭世伟是一个牛人，一个绝对比他外表看起来厉害得多的牛人。

就是这么一个在村里一言九鼎的牛人，现在正蹲在村口，眼巴巴的等着那辆丢在路边都没人会动心思去偷的面包车。

江春水隔老远就看到了站在路边使劲挥手示意的彭世伟，他转头想提醒一下黄哲，却发现这个女人的眼神和记忆力要远比自己想象的厉害。

黄哲停下用草帽扇风的动作，抿着嘴唇道：“靠边停车吧。”

江春水自然未置可否，在乡镇工作，下村同村干喝酒是家常便饭。碰上那些比较热情好客的群众，早早候在路边等政府车到就拉人去吃饭的事情，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车刚停下，彭世伟那张略显浮夸的笑脸就凑到了车窗前，目光自然而然的越过江春水径直投向黄哲。

“黄副，怎么来村里都不打个电话，是不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啊哈！”

黄哲的笑容看起来似乎比彭世伟的还要灿烂几分，针锋相对道：“哪能啊！谁不知道我们彭支书是双峰出了名的优秀村支书，奖状多得墙上都挂不上了，工作哪还能做不好。”

由于中间隔了一个江春水，黄哲只得往前凑了凑，略微俯身，以便能够同对方面对面的交流。

江春水不经意扫过一眼，目光所及之处雪白一片，白的触目，大的惊人。

察觉到江春水异样的反应，黄哲下意识的伸手挡在衣服的开领处，恶狠狠的剜了对方一眼。江春水若无其事的移开猥琐的目光，眼观鼻鼻观心，摆出一副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姿态。

彭世伟没留意到黄哲的脸色变化，双手扒拉在车门，半开玩笑半认真道：“黄副说笑拉！我们凤凰村呐，领导都不爱来，没有领导指示，我们的工作也很不好开展啊。”

“我是什么领导嘛！我就是书记镇长手底下的一个小兵，专门为支书你们服务的。”

话一出口，黄哲就意识到不对劲。要是在酒局上厮混惯了的人听到这句话，难免不会想歪了去。虽说彭世伟当下并没有流露出丝毫领会一语双关的意思，但黄哲知道，这样的男人反而最危险。那些往往越道貌岸然，成天以柳下惠自居的男人，做起坏事来那叫一个顺溜。反而是那些满嘴不着调，表现得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他是坏人的男人，别看嘴上叫得响，但多是有贼心没贼胆的货色。

黄哲硬着头皮转移话题，“刚才来的路上还跟小江说，中午是不是去支书家蹭顿饭呢......”

没等黄哲说完，彭世伟就大声道：“饭必须吃啊！知道你们来了，我老早就让你嫂子在家弄了一大桌子菜等着了。不是我吹牛，黄副，我老婆的手艺那是这个！”

说道这里，彭世伟抬起右手竖起大拇指。似乎是觉得说服力不够，他又推了推江春水，“小江，你说是不是？”

江春水跟彭世伟关系相比其他村支书算是比较好的，此时只得配合他，死命点头，“对对对，嫂子的手艺那是没话说的。”

但实际上江春水也没去彭世伟家里吃过饭，一来江春水之前在政府大院里太过于特立独行，领导出去接待也好下村应酬也好都不喜欢带着他。二来彭世伟这人有个不成文的讲究，平时请人吃饭都是下馆子，请领导吃饭才往家里带。江春水跟他熟归熟，但终究还是没能让彭世伟破例。

农建国退休前有次同江春水下村时就说，要是哪天彭世伟叫他去家里吃饭了，那就说明江春水已经得到对方真正的认可，算是在万宁片区站稳脚跟了。

江春水起初不以为然，但后来仔细一琢磨却觉得非常有道理。平时越好说话的人，到了关键时候，碰到原则问题往往也最不好说话。别看现在大部分村干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看起来关系好得不得了，但真到了需要他们出死力的时候，江春水估计八成自己说话还是不管用的。像彭世伟就是最好的例子，平时关系好归好，但仔细回味就会发现客套形式的东西要多过感情层面的亲近和认可。

在乡镇工作，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从根本上来说在于群众认不认可。

在乡镇混了两年，江春水也清楚，下村做工作要是连村干这一关都过不了，群众更不会把干部当回事。

对比90年以前，现在政府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农业税一免，不仅意味着政府失去了一项制约农民的最有效的手段，也在无形中让农民丧逐渐对政府失去敬畏和感恩。

几千年来，种地交税天经地义。交税不仅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营，其行为本身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以交税来确立国家对于土地的绝对控制权。当农民不用交税，甚至国家还给予大量的补贴，“地谁在种就是谁的”这样的言论就为民众所认同，土地的归属就会变得模糊，农民同政府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契约便再无约束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好农村工作，跟农民打交道就必不可免的要把重心放到作为枢纽，能居中协调上下关系的村干部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