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四章(1/2)
此外西游记里另一大比较引人注目的形象,就是牛魔王了,因为他号称平天大圣,和孙悟空的齐天大圣相差不多。
而大家都知道,牛魔王的原型是“牛”,他的形象上具有诸多牛的特征。
而“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中国具有传统的十二生肖属相,其中就包括中“牛”,提及最多的是它勤劳耕作的美德。
在古代,中国用牛进行耕作的历史十分久远,因此对于农业来说,牛的贡献非常巨大。
在《诗经·小雅·无羊》中就有与牛相关的诗句“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衰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性则具”。
当然,牛魔王形象的“牛”渊源,肯定是从普通的耕牛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关系更为紧密的是牛文化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神牛”崇拜。
像是兽首人身的“牛王”神话。
因为远古年代,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处在最低级的发展阶段,人们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敬畏,又带着诸多理想和愿望,从而创造出许多神话。
比如各民族神话中都出现了以动物外形去塑造形象的现象,如埃及的太阳神荷拉斯为鹰。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想的变化,人兽同身的形象出现,特别是出现了兽首人身之相的神话形象,如黑暗之神塞特和阿努比斯。
中国则出现了人首蛇身的女娲开天辟地的神话,其中炎帝神农氏即以牛首人身的形象出现,在诸多古籍中均有相关记载,除此以外,中华名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在传说中也是牛首龙身。
而在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也有相关“牛王”的描绘,藏族神话关于万物起源里与牛有关的开天辟地神话,其中有谈及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等变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和山川,十分生动具体。
由此而观,以牛首形象出现的王在中国神话中也是广泛流传的,这不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万物皆有灵性的思想,更表明将牛神化为牛王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文化自古就有的。
从以上这些形象进一步推论,可以看出牛王都是有着强大之身,宏伟之举的神人,被整个民族所敬仰和崇拜。
其次是节日习俗里的“牛王”崇拜。
因为牛神话在中国古代社会广泛流传,由此产生了和牛王有关的节日习俗。
随着朝代的变迁,地域的不同,各个民族产生的相关节日也各有不同。
比如仡佬族农历十月初一举行“敬牛王菩萨”、“祭牛王”活动,据说这天是牛的生日。
壮族的“牛王节”又称“牛魂节”或“开秧节”。
云南丽江纳西族每年两次“敬牛王”,大小凉山彝族在祭祖和送祖先灵牌时,要组织男性青年背牦牛尾巴,边歌边舞,叙述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名曰牦牛尾巴舞。
这可能是模仿图腾的舞蹈形式,反映出对“牛”图腾的信仰和颂扬。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四引《蓼花州闲录》“明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庙,画牛百于壁,而牛王居其中间”。
由牛王神话而产生的习俗和节日,使牛王神话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并且具有传承性的特点。
同时,这些习俗和节日的产生和流传,也让牛王的形象成为人们想象的基点,进而有了诸多形象化的动作化的模仿和虚构。
由此而来,神话中的牛王从虚空的崇拜逐渐形成人的具体形象,甚至带有了人性的某些特点。
而这些都为牛王形象进一步文学化做了诸多铺垫。
还有就是佛教文化中的“牛”。
大家都知道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后代广为传播,在长期与中国本土宗教与文化的碰撞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牛”也不无例外地成为了佛教文化中神物。
在佛教文化中,牛王成为形容无上至尊如来的常见之语。
在如来身相的八十种好之中,其中就有一项是“行步安平,犹如牛王”,用牛的安稳步态来形容如来的行走之相,侧面体现出了对牛的尊崇。
在佛经中以牛作为菩萨坐骑的相关描述为数不少。
《法华经》以牛车来比喻菩萨乘,以大白牛车来比喻惟一佛乘,即大乘妙法;《六祖坛经》中的大威德明王,即是以水牛为坐骑;《大日经疏》卷六也提到以水牛为菩萨坐骑;《八字文殊轨》中则说其水牛为座,身材高大,且遍身火焰,展现出极忿怒形。
另外,与牛的佛教意义相关的成语有牛皮龙须、牛驴二乳、牛头阿旁,泥牛入海,犁牛爱尾。
露地白牛是佛家之语演变而来,用以喻指证悟究竟,体达清净自在的悟境。
《法华经·譬喻品》中,以白牛譬喻一乘教法,从而指无丝毫烦恼污染的清净境地为露地白牛。
还有就是禅宗中的“牧牛”。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宗教形态出现,进而被广为接受和推崇。
相对于佛教,禅宗更关注人性本体,使佛的虚幻本相人性化,宣扬众人顿悟则皆可成佛之说,其中正是以牛的形象来寓意芸芸众生的心。
以《十牛图》为例,分别以“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人牛俱忘、返本还原、入廛垂手”来表现十个境界。
禅宗重要典籍《五灯会元》载石巩慧藏“一日在厨房作务次,祖问:‘作什么?’曰:‘牧牛。’祖问:‘作么生牧?’曰。‘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祖曰:‘子真牧牛。’”
南泉普愿禅师是善于以牛说法的大德,“王老师自小养了一头水牯牛,拟向东溪放,不免食它国水草,向西溪放,亦不免食他国水草。如今不免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另外,《南行述牧童歌十五首》《阿含经》提到十二种牧牛方法。
这些方法的提出都是为了借牧牛来譬喻调和心身的修行要领。
由此而看,在佛教文化中牛是高高在上的如来的化身,禅宗又使牧牛成为芸芸众生修行之喻。
这种寓意上从神到人的渐变促使牛的形态进一步趋向平民化与人性化,进而为牛鬼形态的出现做铺垫。
以及出现了牛头鬼的形态。
的确,“牛头鬼”同样也来源于佛教文化,又称阿傍,或称为牛鬼阿傍,是阴曹地府中阎王的卒官。
《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
牛头鬼虽然不为恶鬼,但就其形象而言,已经脱离了“牛王”之特征而转向传统文化中“鬼”的基本形态。
此外,在其他经义中,牛也具有了“恶”的本性。
三国支谦译《撰集百缘经》“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恶此牛群中有大恶牛,抵突伤人,难可得过尔时如来,于五指端化五师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火坑口时彼水牛,甚大惶怖长跪伏若,欲世尊足”。
《降魔变文》中有舍利弗与六师斗法的情节,六师“化出一头水牛,其牛乃莹角惊天,四蹄似龙泉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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