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章（2/2）

这表现了农民起义者对推翻封建王朝、夺取政权的向往。

同时《水浒传》还反映了农民革命“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古代农民战争的基本形式和规律。

因为小说首先描写了鲁智深、林冲、武松等人的个人反抗，他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这种分散的自发的反抗行动都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招来封建统治者更加残酷的压迫。

于是他们纷纷投身革命洪流，与统治者展开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农民起义与江湖绿林好汉反抗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以梁山泊为根据地。

不过他们不管是攻打青州、大名府等袭击行动，还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反围剿行动，最后他们打一块丢一块，固守梁山泊，没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是我国农民革命中常见的弱点。

《水浒传》塑造了一些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最后梁山英雄受诏安，被利用去征方腊，遭到残酷镇压的命运，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和失败的悲剧。

从以上分析来看，《水浒传》的确是一曲农民革命的颂歌。

水浒故事长期在城市流传，市民群众和艺人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并不熟悉农村生活，也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是用市井细民的眼光来观察农民起义的。

因此，在他们的渲染与修饰下，梁山义军虽然还保留着某些农民起义的特点，但它实际上是被市民观点改造过的一次农民起义，小说中更多的是对市民生活的描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的心声。

《水浒传》描写的不是广大农村而是市井社会，不见田野庄稼，不见农业耕作，而只有酒楼妓院，瓦舍勾栏;不见地主恶霸的地租剥削和高利盘剥，而是衙吏猖獗，地痞流氓横行。

《水浒传》里的官逼民反，官是封建官僚，民是市井细民，另外，书吏宣扬的是以侠义为核心的市民道德观。

表现为见义勇为、扶困济危、刚强义烈、恩怨分明、受恩必报的道德原则。

所以《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英雄颂歌。

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小说作者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

因此，小说以“忠奸斗争”为线索把一个个水浒故事串联起来，在书中竭力歌颂忠义思想。

所以，志在推翻朝廷的方腊被视为十恶不赦，而受招安的宋江被称为“一生忠义”;对于水浒英雄受招安作者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是“护国”而不是投降。

最后，作者把“奸臣误国”作为许多水浒英雄被陷害的原因，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

可是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皇帝也为他封侯建祠，留下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可以说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

因而《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了多元融合的趋势。

而且《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入海，汇集到梁山泊。

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

第一类是性格豪爽的草莽英雄。

他们大多出身在社会底层，对黑暗社会早已满腔怒火，一触即发，只要遇到适当的机会，以一些突发事件为导火线，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奔上梁山。

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李逵、鲁智深、阮氏三雄等。

第二类是如宋江、林冲、杨志、武松、柴进等人，他们虽然对统治阶级有不满，同情被压迫人民。

但或因出身高贵，顾念“清白”身世，不肯落草;或有较好的地位，留恋小康生活，不愿铤而走险。

或因“忠孝”思想束缚，不肯“犯上作乱”，因此一定要被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而且还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才被动地被逼上梁山。

第三类人物，或是出身大地主、大富豪之家，或是身居要职，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以消灭农民义军为己任，但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搏斗中被打败、被俘虏，被客观形势逼得无路可走，又为宋江等人的“义气”感动，只好“暂居水泊，等待招安”。

他们是被拖上梁山的。他们加入义军，一方面壮大了义军声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加速了这个英雄群体的解体。

如卢俊义、秦明、关胜、呼延灼等。

但还是要说明，《水浒传》继承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以平民百姓为作品的主人公，小说虽然仍是歌颂英雄，叙写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

但与《三国演义》相比，却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它把出身农民、渔民、城市平民的下层人物作为英雄来歌颂，把他们放在主人公的位置，即使出身高贵的柴进、花荣等人，也把他们平民化了。

《水浒传》包罗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渔民屠夫，和尚道士，小贩小偷，市井无赖，妓女虔婆等，人物角色比《三国演义》要丰富得多。

而且《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是古代英雄人物与农民、市民阶层理想人物相结合的产物。

《水浒传》所描写的草莽英雄，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勇和力的象征，不过他们征服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奸贼。他们具有蔑视统治阶级权威，蔑视敌人的武力，具有战胜敌人的豪迈气概。

另一方面，他们体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

他们性格直率、真诚。

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个性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不受敌人的威胁利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话，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

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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