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沙王乂 02（1/2）

( ) 最可怕的是经赵王、齐王之乱，诸王密探朝廷虚实，看清朝廷外强中干。河间王、成都王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有不满，只想用“示威”一策。

几日之后，河间王再次召见李含，问西蜀动乱之事，李含知道，推荐其为河南尹的奏章已经送走，此事十有**板上钉钉。怕河间王令他带兵去西蜀，就对河间王说：“帝失其鹿，政权在诸王中转，我们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潼关，以防天下有变。再说朝廷支不动我们，还会支他王，我们不用管西蜀。”河间王同意。

一己之私，西川不为国家所有了。西川的事，非常复杂，即涉及到游牧与农耕的矛盾，又涉及到朝廷派别斗争，而且这种势力起起伏伏，讲少了说不清，讲多了又影响本文的紧凑性。

其主因还是游牧生产方式，不能养活太多的人口。而当时农耕社会底下的生产力也只能自足，很难给予游牧太多的支持。游牧民族拜服入魏晋，迁入关中数十年，几十年间没有战乱，人口繁盛，游牧民族的人口达到顶峰，牧羊、已无法支持其人口。

当时农耕生产不足，也支持不了多少粮食，社会开始动荡。

不能简单的说“汉民”在粮食买卖中欺诈胡人，因为汉人余粮也不多，肯定越卖越贵；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就是胡人抢粮。

就像在宋朝之前，人口一到五千万上下，朝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两汉、隋、唐均是。

1944年底，黄炎培问朝廷兴败的周期规律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农耕社会的人口问题。

人们一直在嘲笑嘉庆、道光败光了康乾盛世的老底，岂不知嘉庆、道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端勤奋的皇帝（只能和其他皇帝比）。但是他们却面临着农耕社会模式下的终极问题，一旦出现连年的天灾，社会将沸腾。

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年，却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有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