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社会使儒学产生第二次划时代的革命（2/2）

贵族的意识形态一定要借助神学，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借‘仁义’。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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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相对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儒学人口成几何式成倍增长。这是唐朝对儒学最大的贡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策、道举、童子八科）

平民儒生给士族子弟造成极大大力。世家子弟又在学习儒学上比平民儒生有更大的优势。两派都是压力极大。只好一心只读圣贤书，放弃对‘玄之又玄’的最高理论的追求。

另一发面，唐朝的小农经济相比于宋朝还有很大差距。平民儒生既要学习儒学，又拼搏在温饱线上，大多数成就自然不会太高。理论贡献对他们来说不现实。他们给世家子弟造成的压力是‘群狼压力’。

而世家在唐朝是走下坡路的，一直在衰落。想让他们做出更高的理论贡献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唐朝在普及儒学人口上的贡献，比任何一个朝代对儒学的贡献都大。不能认为没有理论贡献，唐朝就是儒学低谷。

反倒是整个社会因‘儒学’而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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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致用在明清的表象就是考秀才。

在明清时期，我国进入了典型而成熟的小农社会模板，自给自足，重农仰商。一个普通人如果想光明正大的脱离农业生产，最佳的捷径是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或许先不去指望。一旦他考取了秀才，他便可以光明正大脱离农业生产。

秀才不用交公粮、赋税，甚至解除徭役。这使其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再不济可以当医生，实在不行可以替人写信，或干脆做个相士。有人会嘲笑我的论点。小小秀才算什么！请联想一下，那么小小‘铁饭碗’又算什么，多少人拼的头头破血淋。

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人们对科技的渴望降低，社会几乎停滞不前。因为这一个家庭男耕女织从出生到死亡，都不需要社会参与。这里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农耕的人先发现了‘铁’。游牧的人发现了铁，把他当宝贝，做成装饰，而农耕的人把它做成锄头。蒸汽机的早期原型在农耕社会也早有发现。

最典型的是‘石油’。在《梦溪笔谈》里有明确记载。对其使用上也有精准的猜测。但是在农耕社会里它既没有煤好使，也没用煤好开采。没有用。

所以从大的意义上讲，新事物的出现不是谁先发现（发明），而是谁最需要。小农社会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人们对科技的渴望降低，社会几乎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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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朝后，国学以“德”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了一千多年，为什么会在清末不批自倒。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变了。儒学这一千年研究总结出的是小农经济下的道德，有很多“道德”和今天的商业社会格格不入。

比如《颜氏家训》中极端鄙视妇女。认为女人不仅不能治家，更不能治国。如果她有才华（注意是有才华的情况下），也只能辅助自己的丈夫。这个道德观念，即使是我这个大男子主义者，也不能接受，何况古代儒学还有很大的重君道德。儒学当然不批自倒。

那么儒学是否有可能死灰复燃？一定会！因为时至今日，习学问、修道德仍然是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最主要方法。儒学只要总结出符合今日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就会再生。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研究如何经学致用成为儒学的最迫切的课题。

社会最缺什么？社会最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当然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而只能在历史中找寻“灵感”。

今天的时代是融合的时代，笔者认为公平式社会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不失公平之下，如何最大限度的容忍自由。

把儒学的根“考”衍伸为社会责任，既不改其忠于社会的实质，又不再阻挡人的流动。以人的权益为礼，鼓励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

我再说一遍，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叹一声：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难。情之不敛，运无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