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上下左右（下）（1/2）

五个秀才间的辩难本是相互印证，以求有所进益，这也是士子们在一起常做的一样事情。一个人闷头读书，难免会有缺失之处，这般相互发问，便能有查缺补漏的功效。然而当话题谈及孟子时，五个人就分成了两拨，直接对立起来。

这一起“嘴仗”发端于赵澍坪和吕成亮之间。

赵澍坪道：“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可见圣人对其是赞许的。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责其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这已偏离了孔夫子的本意。须知子产所做之事虽小，却是有惠于百姓的实事，岂可以施恩讨好视之？若非如此，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

吕成亮道：“承泽此言差矣。孟子之语，是责子产本末倒置，而非恩惠示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二河之名），这只是末节。如果在河上修桥，那么百姓还会有渡河的难题吗？也就无须再用他自己的车驾了。”

赵澍坪道：“子明焉知济人于溱洧不是解人燃眉之急？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只去派人修桥，让百姓过上数月再渡河就是对的？你又怎知子产未成其徒杠（行人小桥）舆梁（行车大桥）？”

吕成亮道：“书中未载，承泽又怎知子产修了桥？”

赵澍坪道：“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未载，难道就未做过么？”

吕成亮笑道：“承泽既然非孟子之说，又何以引孟子之语？”

赵澍坪也笑道：“可见孟子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子产惠人”出自《论语?宪问》，“惠而不知为政”出自《孟子?离娄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出自《孟子?尽心下》。

《论语章句》杨铮只学了一小半，不过《论语》的正文却已大略通读过一遍，脑子中还有些印象。《孟子章句》虽还未学到，但也并非全然不知，至少最著名的几个篇章、典故还是记得的。加上吕、赵二人又分说地比较清楚，因而杨铮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苏轼曾作过一篇《论语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为《论语》作集注，就有许多条目引征自《论语说》。苏轼本身又是文坛偶像，到此际虽已故去近五百年，但在文人当中仍有数不尽的粉丝，其“辩孟”的观点自然会有许多拥趸。

赵澍坪的辩孟之语，便大抵承袭自苏轼。

不过杨铮又听了片刻，随着两个秀才将话题铺陈开来，就知道他们的分歧并非是对经义的理解，而是源自处事的不同态度。

简单地说，赵澍坪认为孟子的言论太过“务虚”，虽然道理非常高大上，但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却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而吕成亮则认为，对于孟子的言论要认清根本、抓住核心，绝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孟子的本意。

赵澍坪在衙门中历事，比较看重实际，执此态度并不奇怪。而吕成亮因曾游学于江南，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思想上比较“前卫”，有那么一点民权解放意识，力挺孟子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二人倒没什么原则性冲突。赵澍坪并非否定孟子，只是认为凡事应从小处着手，更看重实用性，这与苏轼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苏轼任地方官时，做了许多实事，实际上他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非常推崇的。

吕成亮于“务实”方面虽不如赵澍坪，书却读得颇为扎实，加上在外游学期间，于“辩孟”方面长了许多见识，应对起来很是自如，赵澍坪不免渐渐落了下风。

李宗书、马世杰二人见状，便开始给赵澍坪帮腔。吕成亮一对三就有些吃亏了，幸有胡忻相助，这才扳回了局面。

杨铮在旁听着，不禁想起《论语?公冶长》中的一篇内容：“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极高，这君子之道，便是孔子所倡的为政之道。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其论调与孔子相左，被人批驳自是难免。

说起来孟子可谓藐视权威的典范，与孔子的某些论调相左只是其一，其民贵君轻之说，当其时便让许多诸侯不喜。

本朝太祖更是深恨之，曾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孟子》一书也因此遭到删减，内容少了许多。原本朱熹所作《四书章句》有二十六卷，至本朝通行的却只有一十九卷，便是因此之故。

那五人又论了一会，大概是酒喝得有些多，辩难就成了抬杠。

李宗书道：“我前阵子看了本书，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杨铮心道：“这诗听着好耳熟啊！”

吕成亮道：“这是宋人所作《道山清话》上的吧？不过笑谈而已，如何可以当真！”

李宗书笑道：“子明说是笑谈，难道这些不是孟子所论所为？”

吕成亮道：“齐人二妻，是讽人之伪势。常有人自称识得某官，狐假虎威，其实根本毫无瓜葛，此类行径诸位都不鲜见吧？攘鸡是借喻苛捐杂税，既知是错的，便当立即改正，不可借故拖延。这首诗不过断章取义，难道不是笑谈？”

胡忻道：“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彼时君臣之分又岂可与此时等同。若以此分，春秋诸多先贤，怕是大半都当不得了。”

马世杰道：“这书我也看了，上还有一首诗：‘完廪捐阶未可知，孟柯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慕之亦信其真否？”

胡忻笑道：“成绩兄此言大谬，孟子所痴者仁也，至于舜、象故事的真伪，又有何关系呢？若只问事而不求义，岂非买椟还珠，舍本逐末？”

杨铮听那几人争论，不禁笑了起来。

孟子作为儒家先贤，到了前朝蒙元时更是被尊为亚圣，然而却一直颇受争议。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许多思想不利于皇权稳固，使统治者不喜。另外他所编的故事破绽太大，经不起推敲，缺少说服力也是原因之一。

借助某个故事或某个现象来说明一个道理，本是为了便于听者理解。但若举例不恰当，却会适得其反。逻辑性比较差大概是华夏古代文人的一个通病，很少有人能作出一篇逻辑严密的论述。

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这些先贤们心中先存了一个道理，然后再编故事去论证，而不是通过事实去推导出道理，由果强索其因，不免本末倒置似是而非。

比孟子稍晚些的荀子，在其名篇《劝学》中写道：“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只为证明学习要专心，道理没有错，可蚓和蟹的习性与学习专心之间有一文钱的关系么？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杨铮并不觉得自己就比孟子、荀子、苏轼这些人聪明。古人受限于所处的时代，其思想，学识有局限性，作出错误或不严谨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能在千百年后仍享有盛名者，哪一个不是才智超群之辈。

只不过单看那些故事，确实很有些娱乐性。

五个秀才越说越热烈。这般抬杠是很难说服对方的，因而道理已经不大管用了，倒有些像是打群架，人多未必就能赢，可至少能壮声势。

吕成亮眼见己方人少吃亏，见杨铮在那含笑旁听，便道：“小友缘何笑而不语，不妨也说说。”

赵澍坪道：“小友笑而不语，自然是不认同你啊，这还用问么？”

吕成亮道：“焉知不是笑你之言，你怎地就敢下此定论。”

马世杰道：“小友制‘杨古井’造福乡里，这便是惠人之举啊！”

李宗书道：“正是，此及人之近利也，子明、慕之可是不以为然么？”

胡忻道：“非也，非也！小友若是帮人担水浇田，才是孟子所云‘济人溱洧’之近利，制‘杨古井’正是如同修桥一般，此节万万不可混淆。”

几人说了半天，话又回到了原处，且不问杨铮所想，各自为他作答，实让杨铮有些哭笑不得。他不禁想，倘若孔老夫子一直活着，看到朱熹所作的章句集注，多半也会有这种想法吧？

吕成亮道：“莫吵莫吵，让小友自己来说。”

如果是辩难，杨铮自是插不上什么话的。他虽有一肚子的道理，可首先要弄明白人家在说什么，而且还要按他们方式引经据典进行回击，那真是想怼都无从怼起。不过这会大家都谈得比较随意，随便说说掺和一下倒是无妨，也省得总让旁人代言。

另外秀才们能够接纳他，一是有吕成亮的逐步引见；二是有知州的关照，算是个“预科秀才”。但要想获得认同，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做些自我展示，相互交流一番加深印象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稍一沉吟，说道：“小弟觉得，近利和远猷并不相悖。子产以乘舆济人，未始不能成其徒杠舆梁。着眼当前与考虑长远，本就可以并行之。书中虽未载子产修桥之事，但子产主郑国之政时，也做了许多对后世影响颇大之事，可见也是个有远虑之人，岂会想不到修了桥方可一劳永逸。”

赵澍坪笑道：“正是，小友之言深合吾意。”

杨铮笑了笑，又道：“不过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应是对其弟子所言。而且孟子并未说‘惠’就是错的，只是告诫不可止于乘舆济人，相较而言，成其徒杠舆梁更为重要，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二者或有主次之分，却无关乎对错。”

胡忻道：“可不是么，承泽兄断章取义，实不足取。”

吕成亮打断道：“等一下，铮小友，你这是要做那墙头之草，两边倒吗？”

杨铮笑道：“岂敢，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就拿‘杨古井’来说吧，我之初衷是帮助家人，进而惠及同乡，这确是及人之近利，以小弟我的能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过我和古掌柜已经将此物制法交与知州报知朝廷，若明年能在与我秦州相似之地推而广之，其功效当能抵得上修桥便民之利。可见二者并不矛盾。当然，无论近利还是远猷，都是于官绅而言，和小弟我可不沾边。”

将“杨古井”的制法献出，起初是因铁铺匠人外逃的应对之法，那时还有保密的必要。到这会已经快两个月了，朝廷早就收到了，自然也不用再藏着掖着了。虽然这算是被动之举，并非杨铮说得那么高大上，不过也只是早行了一步而已。从一开始，他也没想将这东西捏在自己手里大肆牟利，因而略去缘由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

五个秀才一听，不由对杨铮多了点敬佩之意。寻常人敝帚尚且自珍，将好东西献出去，那可真没多少人能做到，要不然让士绅们退地怎么那么难呢。

马世杰与李宗书二人同杨铮并不熟，只是见吕成亮那三人对这个小童生以友视之，方未有轻视之心。不过之前五人论了半天，杨铮都是旁听不语，他们也就未太当回事。这时听了杨铮一席话，倒是颇有些自己的见解，这便有了探究考校之心。

马世杰道：“小友对‘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作何解？”

“性如阴阳，善如万物。”这句话出自苏轼所作的《论语说》，后面还有一句是“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这是针对孟子性善论而发，可算是苏轼辩孟的重中之重。

苏大学士的逻辑性比先贤孟子要强了许多，其实他的“辩孟”不是“非孟”，而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方才五个秀才已经在这个话题上谈了许多，杨铮听了半天，自也有他的想法。将事物一分为二，非阴既阳，这种别类之法向来是他所不赞同的。

他想了一下，说道：“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我觉得夫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字经》开头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孔子并未论人性之善恶，后面两句才是《论语》中的孔子观点。

李宗书抚掌道：“正是，正是！”

吕成亮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诸位莫非也不以为然？”

马世杰道：“孟子还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子明当知人与非人之别。”

赵澍坪道：“然也，北虏、倭寇这等‘非人’之人也在其列乎？”

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之”，其实也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是“人”。这其实是以善恶为标准，将人分为了“人”和“非人”两类。所以要是抠字眼的话，可以说孟子的阐述比较狡猾，也可以说自相矛盾。

五个秀才又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起来，可已没有多少新鲜说辞了。

杨铮听了片刻，说道：“何为人？”

秀才们听了不禁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好生简单，可是却又不是太好回答。

杨铮道：“我们是人。”

吕成亮瞪眼睛道：“小友这话好生噎人。我们是人，这又何须你说？”

杨铮笑了笑，说道：“我们是人，倭寇是人，北虏也是人。天下万邦，如我们这样，会思考，会说话，会穿衣，会用工具的，都是人。”

吕成亮点头道：“这还有些道理。”其余几人也都点了点头。

杨铮道：“人可以群分之。士农工商是一种分法，陕西人四川人又是一种分法，成丁不成丁也是一种分法。同样的，也可分为汉人、倭人、蒙人等等。”

胡忻道：“小友之意，‘人’与‘非人’也是一种分法？”

杨铮道：“正是此意。”说着蘸了些醪糟在桌上画了两个相交的椭圆，中间相交部分面积占了绝大部分。心想，现今还没有文氏图的叫法吧，以后是不是得要叫杨氏图了？

画完之后说道：“好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两个圈的范围之内。左边这一小块，便是‘人皆有之’的良善之人，右边这一小块，既是‘非人’。中间这一大块，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众秀才瞪大眼睛看着桌上的图形，顿觉难以接受。在这个图示中，良善之人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少了，这显然不符合“性本善”的论调。而苏轼的“万物无非阴阳者”在这个图形中也得不到体现，中间“不阴不阳”的区域反倒是最大的。

吕成亮道：“小友这个图样，吕某实难苟同。”

赵澍坪道：“善恶之间水火不容，你这不善不恶又是什么道理？”

其余几人也纷纷表示，不赞同杨铮画的这个图样。

杨铮笑了笑，说道：“那就换一种分法。左边为‘上知’，右边为‘下愚’，中间这一大块便是介于智愚之间的普通人，几位兄台以为妥当否？”

李宗书点头道：“这倒说得通。”

杨铮道：“我大明子民多为良善，但相公们可曾想过，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