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74章 尚武精神（2/2）

“陛下，臣支持您的想法。但是陛下毕竟刚刚大婚结束，臣认为陛下最好还是待在后宫多与皇后嫔妃交流交流，尽快生下皇子。”礼部尚书袁可立试图走迂回路线，用后宫佳丽来勾住皇上不让他外出。

“朕还年轻，不能沉溺美色，这样会搞坏身体的。说到底，我大明的皇帝以前都有到民间查访民情的传统，比如说太祖、成祖、宣宗等以勤勉爱民著称的皇帝。朕正是效仿祖宗才出游的，你们不必再阻拦朕。”

朱由校说完一大套道理，帝师也清楚阻拦不了皇帝，就只能同意皇上的决定。皇帝并不是马上离京，悄悄离京对朱由校来说还是很容易的，但是皇帝不在朝政还要维持平稳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正德皇帝想南巡，有一百多个朝臣请愿阻止，天子一气之下当场杖死了几十人。朱由校可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他吩咐过三位帝师不要把此事声张出去。天子要先做一些人事上的安排来保证朝局三个月之间不会发生动荡，然后安排好后，迅速离开北京。这样生米煮成熟饭，朝臣想反对没机会了。

几天后，朝廷的人事就进行了紧急调动。吏部验封主事孙传庭调到了京营担任兵备佥事，主抓军队训练和资金。孙传庭长着一副好胡须，潇洒、威风、庄重，洋溢着男子汉的风采，给人以信任感。孙传庭直至今日才二十八岁，年轻是他的资本。官场是讲资历的，只要他不烦什么大错误，熬到侍郎一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在他的心中，也许战场比官场更简单纯粹，更适合他。可以说，孙传庭是一个有尚武精神的文官。

明初立国，朱元璋倡导一种务实的风气，科举不盛，三途并用，因此在文武关系上体现为一种文武并重的风习。这种风习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军政有条不紊，边防的巩固，武备的强盛。到了正统年间之后，科举渐盛，进士一途成为仕途的唯一出路。在文武关系上逐渐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

承平日久，在明代士人当中养成一种因循苟且的陋习。士人的前途都是锦衣玉食，以科举入仕作为唯一的出路。但一旦方舆多故，疆场之事兴起，就很少看到有人敢请缨出战。重文的积习造成士大夫单知诵法孔子，对于军旅之事却一概未习。不仅如此，士人还恬不为怪，高自夸诩，以为兵法这些都是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全社会就形成一股轻武的风气。

更令人吃惊的是，长时期的重文轻武的陋习，渐渐地销蚀着武将的志气。武将为了迎合这种风气，自正德、嘉靖以来，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风气。不仅如此，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一旦边疆危急，这些“儒将”都束手无策。

正当重文轻武之风渐长、武备废弛的时候，一些实学思想家开始为扭转这种风气而努力，他们提倡文武并重，以挽救长期的重文轻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朱由校执政时，士人的思想界极为混乱。实学思潮是当时思想流派的一个大类，在朱由校的帝师中，徐光启就属于研究物理之学的那一类人；袁可立属于认真执政做事的那一类人；孙承宗则属于振奋尚武精神的那一类人，他们都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学。

孙传庭是山西代州镇武卫人，在代州长大的他最熟悉的建筑就是雁门关。雁门关北通大同，南达太原，进可主辽阔草原，退可守千里关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战略地位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代州当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朝投靠蒙古的大汉奸赵全在隆庆年间，就多次攻打代州，掳掠杀害了不少百姓。后来虽然张居正改革，与蒙古通商谈判取得了一段和平时光，可是战争的疑云总是聚在代州百姓头上阴魂不散。

孙传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熟悉边防战事并且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自幼熟读兵法，满腹韬略就是为了能成为一方统帅保家卫民。在一次与内阁首辅对边防的讨论中，他口出高论得到孙承宗的赞赏。如今他被提拔到京营做事，遂了他的心意，他高高兴兴风风火火的投入到京营中的训练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