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明朝，明朝！（完结篇）（2/2）

救济措施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扫黄运动

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许多达官显贵不问朝政国事，沉溺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之中；名流贤达狎妓冶游、寻欢作乐。后来，还出现了研究、评价妓女的《嫖经》，成为当时的狎妓指南。当时妓女满布天下，大都会有数以千计之多，就是穷乡僻壤，也不乏其人。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秋天，30岁的朱瞻基受够了。他称帝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阻止帝国官员们沉溺于腐朽荒淫的私生活。

朱瞻基发动的这个行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当时朱瞻基的扫黄主旨，是为了巩固帝业不被颠覆，官吏不嫖娼，使所谓“父母官”的形象更为正面。因此，此次扫黄只对官员们起了一点威慑作用而已。

他的措施果断而不容置疑，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

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驾崩。在朱瞻基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3]

朱瞻基扫黄运动的失败，后来秦淮风月的繁荣昌盛，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4]

人物评价/宣德皇帝编辑

总评

朱瞻基天资英畅，敬礼大臣，勤恤民隐，慎于用人，严惩贪官污吏，或说臣下有过失，密加详察，实则加罪，诬陷则重惩诬告之人。由于他出色的治理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着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在明代，朱瞻基是继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之后，鲜有有作为的皇帝，而朱瞻基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因为他为大明朝贡献了一个“仁宣之治”。朱瞻基的父亲是仁宗朱高炽，虽然在位仅一年，但因为成祖常年累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多年以来朝中政务都是由朱高炽代理，所以他有很多实践自己施政方针的机会，对“仁宣之治”的贡献是很明显的，至少改变了永乐一来，朝廷内外压抑、紧张的政治空气，还了臣民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尤其在朝内，朝臣们从永乐的高压下解放出来，敢言善谏，明仁宗把这个好的传统留给了朱瞻基，朱瞻基也是一位善于纳谏的皇帝，在军国大事上，能听取臣下的意见，比如在即位之初，他听从阁臣、大学士杨荣的建议，率兵亲征，平定了怀有不臣之心的皇叔高煦的叛乱，维护了皇室内部的稳定；交址（即安南，今越南北部，明初设有交址布政使司）叛乱，朝廷数派大军征剿，均吃败仗，朱瞻基听从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建议，停止对交址用兵，（这个未必是好事，停止用兵，军费虽然节约了不少，但交址却再次独立了）等等。应该说，宣德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最为融洽、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和谐、经济稳步发展、边防比较稳固的时期，基于此，所以史家把这段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朱瞻基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总之，瑕不掩玉，朱瞻基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着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但是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

史书评价

《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轶事典故/宣德皇帝编辑

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个皇帝的素质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宣德间，君臣关系相当的融洽，在此略举一例：朱瞻基夜访大学士杨士奇的家。

朱瞻基偏好微服私访。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从四骑至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上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

皇帝有话想与大臣说，完全可以将其诏进宫中，而他却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没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论及此事时更富有情味。

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显出君臣的和谐之处。

促织天子

当然，朱瞻基的品行也不是一点没有问题，记录他瑕疵的文字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能经常看到。比如，他喜好促织，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促织者，蟋蟀也，民间叫蛐蛐。称“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织皇帝”好像就不太中听了吧。而且他“好促织”的有点过了头，明人吕毖《明朝小史》里载：

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说宫中尚此戏，其实就是在说皇帝的个人嗜好。君王可以有点爱好，但因为个人爱好，致劳民伤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显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些不德的表现，比如，他好房中术，曾向太医院一位太医索要这方面的书，这位太医比较正直，告诉他，他是看病的，先辈（指太医院）传下来的也都是些医书，没有那类的书。这让朱瞻基极为不满，于是他就令人把这位太医偷偷的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不让外人知道。太医的家人也感到蹊跷，就托人打听。得知真相之后，太医的家人也不敢声张，只能苦苦的等。那位太医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出来。

这都属于朱瞻基的不德的表现。

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即朱允炆。朱允炆（1377年12月5日—？），在位：1398年6月30日－1402年7月13日，又作朱允文、朱允汶，明朝第二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第二子，年号“建文”，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时驸马都尉梅殷在军中，从黄彦清之议，为发丧，追谥孝愍皇帝，庙号神宗，壬午以后谥不行，至南明弘光元年七月，以与显皇帝庙号复，改上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人物生平/建文皇帝编辑

继承皇位

建文皇帝图册

朱允炆出生于公元1377年12月5日，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懿文太子朱标第二个儿子，但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早故，朱标原配常氏死了以后。朱允炆的母亲吕氏也得以扶正，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就视朱允炆嫡长孙。朱允炆从小聪明好学，极其孝顺。十四岁时，朱标生病，朱允炆小心侍候，昼夜不离开一步。这样持续了两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允炆守孝时因过度哀伤而消瘦，朱元璋安慰说：“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

朱允炆由于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父同样温文尔雅，即长皆与宽大着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分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

1368年2月，朱元璋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朱允炆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朱标是他的长子。朱元璋的目标是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希望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朱标在许多方面都不像他的父亲：他性情温和而有教养，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有很深的印象，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把朱标看作最恰当的继任人选。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朱标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1392年5月17日）死去，谥号懿文太子。按照原则，嫡长子不在则应立嫡长子嫡长孙，但是朱标大儿子早夭，而朱元璋看到嫡长子次孙朱允炆表现的十分孝顺而很是喜欢，后来立其为太孙。

朱元璋死前密命驸马梅殷（宁国公主之夫）辅佐新君，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驾崩几天后，朱允炆于1398年6月30日在南京即位，时年21岁。他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他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死）为皇太后。关于朱允炆的个性和他在位时的国内发展情况现已无可信材料，因为朱允炆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遭毁灭，而私家记述又概遭禁止。

年轻的建文皇帝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他腼腆，且又毫无国政经验；且不说和他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他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这位年轻皇帝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因此他衷心向往的是实行理想的仁政。他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朱允炆把三位儒家师傅引为心腹，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几位老者对朱允炆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黄子澄（1402年死）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1385年举进士第一名。他在明太祖时代担任过很多官职，现在被朱允炆任命为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齐泰（1402年死）也是1385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他在洪武帝弥留之际受顾命，以护卫皇太孙和嗣君，被新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方孝孺（1357—1404年）早在四十来岁的初年就已经是声名卓着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未中过举，在他很晚的岁月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朱允炆即位以后被召为翰林侍讲。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皇帝。黄子澄和齐泰变成了皇帝的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他。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目的在改组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方孝孺是《周礼》，一部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着作——专家，他发觉他所见到的是个人专制统治的缺点，因此他建议皇帝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所有这三个人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但是，他们都是书呆子，缺乏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于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平定叛乱

令人难以对付的燕王朱棣生于1360年5月2日，他的生母也许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据说她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朝鲜人。他不是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为马皇后所生；他的这种说法是想在他从他侄子手中夺取了帝位以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原则使他的即位合法化。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而且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色当行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的形象。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

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到了这时，他在宫廷已经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们的最好的通才教育。他在明王朝头等将领们的辅导之下也已经开始表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他的教导更有效，因为1376年他在皇帝的意旨下娶了徐达的长女。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他长兄的儿子朱允炆而不是指派他为皇嗣的时候，燕王显然是异常失望的。

1398年末，即朱允炆即位之初的几个月中，皇帝开始考虑怎样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同时削弱诸封建王国的权力，并且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对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采取激烈的行动。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倒台的，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垮了下来：代王朱桂（1374—1446年）；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以及岷王朱楩（1379—1400年）。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可是，这样一来反而给了燕王集结部队和作准备的时间。

现在不能肯定，燕王何时才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据有些材料说，他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按，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反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朱允炆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爆发于1399年7月末；那时有个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属于燕王藩国的两名下级官员，并把他们送往南京以煽惑罪处死。燕王抓到了把柄，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这场战争被掩饰而说成是“靖难”之役。

为了给他的叛乱设词辩解，燕王在后来几个月内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它们包括在1399年8月和12月致朝廷的两封信，以及后来给官民一体知照的宣言。这位藩王坚持说，他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而且无论衡之以儒家的孝道，还是衡之以规定诸藩王义务的《祖训录》中的条款，他的行为都是对的。他指责皇帝，特别是指责他没有把他父皇的病情告知他，没有让他奔临丧葬；另外，还指责他毁坏先皇所居之宫室，从而背弃了洪武帝的祖训。

他还指责皇帝受齐泰、黄子澄等宵小之臣的诱惑，对诸皇子进行了迫害，并且错误地指控他在做军事准备来反对皇帝。他争辩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正当的自卫，同时他要求皇帝去掉左右的奸诈顾问们，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声称，他有义务来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他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健在儿子，就责无旁贷；他指天誓日地否认他对帝位感兴趣，只是说他是本诸《祖训录》中的规定而开始清除朝廷中的小人官员的。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他的任何指责是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或者他是否真正能够在当时就把这些论点公诸于世，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这些指责对燕王来说却是关系成败的问题；最终地它们要使他对抗朝廷的行动站得住脚，并且还可帮助他纠集能够抗命的人马。这就是为什么这位藩王在篡夺皇位以后要窜改历史记述，把那些和他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统统去掉，换上支持他的合法继承权利的一些历史说词。

被迫下位

建文皇帝图册

1399年8月，燕王朱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朝廷和燕王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在叛乱开始的时期，燕王尚不占兵力上的优势。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除了他的封地北京之外他也没有能够控制任何其他领土。南京的建文朝廷有一支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拥有全国的经济，并且已经废除了几个藩国。但燕王的领导能力、高素质的军队却非朱允炆可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直至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燕王。

建文朝廷曾从朝鲜输入许多战马，想以此增强它的战斗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公开表示支持朱允炆打燕王。但是这些办法未能影响一败涂地的战争结局。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橞(hui)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京师遂破。燕兵进京，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火。当火势扑灭后在灰烬中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残骸，已经不能辨认，据太监说它们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的尸体。朱棣登位后，将忠于建文的诸臣剥皮的剥皮，下油锅的下油锅，把他们的女眷罚到教坊司当官妓，实行残酷的“转营”，即轮流送到军营中去，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男子的凌辱，情况还要经常报告朱棣，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但朱允炆的下落终成为一件悬案。谁也不能肯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后来对他的帝业抱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乔装成和尚逃离南京。当时官方的记载当然只能说皇帝及其长子已死于难中；否则，燕王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称帝了。朱允炆最后的真正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为政举措/建文皇帝编辑

政治

改革法制

朱允炆改进了明太祖所实行的严厉的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朱允炆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据说，他在他祖父生前即已敦促洪武帝从他的法典中取消73条这样的条款。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使他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他祖父的指令的否定。这些变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太祖的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实行削藩

朱允炆对诸藩王封地里的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的为政传统教育和辅导诸幼年王子。王子们还进一步不准参与文、武政事；这个命令显然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加强了皇帝对藩王控制的新条令是意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的总战略的一部分。

削夺世袭封藩的政策的产生是由于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要发难，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1370年以后，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把他们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王都是用来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镇压叛乱的支柱。王子们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百姓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节制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为了确保他对分封诸王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曾定下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诸藩王的行为；《祖训录》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又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帝登基以后的三年时间内藩王们不许来朝廷，只能留守藩封。可是，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道，诸王得准备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帝召他们来“拨乱反正”，而在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和驱逐了奸佞以后，他们仍应返回封地。

对于合法的继承原则定下了一条重要的规矩；它既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也适用皇位的继承。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则是继承人应该是长子，并为嫡妻所生。如果这一点已不可能，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为了使这些家法垂诸久远，明太祖对后嗣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他们对他的训示有一丝一毫的改动；而且他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皇帝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制度上的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新皇帝现在企图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藩王看来，他想削夺分封诸王一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行动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人们向来认为削藩的政策是黄子澄和齐泰所出的主意，但是，它也可以说是出自皇帝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使皇帝对采取这项政策的重要性获得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向皇帝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年—141年在位）的故事，而且也一般地提示了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封所特有的潜在危险性。他们曾经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彻底废除藩封诸王；一是减少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大权。主要的目标是燕王；在这个时候，洪武帝的二子和三子均先已故去，只剩下燕王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而又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他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几经斟酌之后，朱允炆决定走完全废藩的道路。这样便激起燕王举兵反对皇帝，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经济

在财政方面，建文朝廷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是继续了洪武朝即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它们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办法。富庶而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就被课以重税，从而使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1380年4月洪武帝曾下令减税20%，但是即令如此，这里的土地税仍然过于沉重。例如在1393年，仅苏州一地就得全年交纳281万石粮米，这就是帝国2940万石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样是太不平等了：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这样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往往不能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在凶荒年代更是如此；他们抛荒了土地，变成了游民，从而更加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朱允炆因有人申诉直隶地区（直接隶属于京师南京的地区为直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现在朱允炆也解除了这种禁令。很可疑的是，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了贯彻；到了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燕王对阵的军事行动之中。

另外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佛、道僧侣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发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都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朱允炆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又使得燕王找到了另一口实，说他的侄子如何违犯了《祖训录》；它进一步为他提供了对皇帝进行“惩戒行动”的理由。

这些命令未必都曾经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此后不久就夭折了。但是，由于它们攻击了佛教和道教僧侣们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无疑地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以来即已为燕王服务（他后来名姚广孝，1335年—14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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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评价

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