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大明帝国的文化（1/2）

万历发现，被洗脑的人特别可怕，就好比前世蜗牛的同学，因为经常看海外的媒体宣传，所以特别仇恨自己的祖国，这让万历有了新的鬼主意。

万历觉得，要让儒家文化成为世界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四处扩张，比如后世英语之所以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英国到处殖民他国，将英语及自己的文化传给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扶植傀儡政权，开办英式教育，为以后的商业交流及文化入侵做好铺垫，让这些国家的人世世代代被洗脑。

虽然现在中华文化圈仅仅局限于在亚洲国家，但是那都是依靠慢慢发展和渗透，效果太慢，而且会有偏差，只有完全占领才能全部洗脑，等过几代人后，大家只会说汉语的时候，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在当地落地生根。

但是，首先，要让国民树立一种尚勇思想，因为没有勇气的人，出去只会受欺负，这也是为什么实行军人优先的原则。

只有大家喜爱参军，以当兵为荣耀，这样军队才会源源不断地获取兵源，才能不停地向海外输送兵力，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万历在读历史的时候发现，封建王朝在后期难以为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口不断爆涨，现有土地无法养活所有人。

而目前大明人口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要想提供不断增长的人口居住的地方，只有向外扩张，减缓人口压力，要想获得在海外长久居住的权利，除了武力征服外，还需要文化征服。

这个文化征服有时候比武力征服还要历害，蜗牛在后世看到那些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同学，一个个好像是得到了圣水一般，对西方崇拜地五体投地，嫌弃中国像垃圾一样，甚至痛恨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万历觉得这个东西不错，让这些被占领地区施行儒家文化，让这些外国人被奴役了还感恩戴德，高呼万岁，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让他们学习了中原文化，用八股制度束缚他们的思想，让这些地区世世代代全部都只想着科举，让科学在这里消失，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永远不会有反抗的能力，这种方法真是太妙了，万历高兴地情不自禁的跳了起来。

于是开始了一项秘密调查工作，让锦衣卫搜集大明上下那些专读死书，以八股为生命的人，将这些人记录在案，以备大明征伐完毕后，派出这些死八股党作为教员，专门教育那些土地上的人民。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简要介绍

儒家是中国古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1]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着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

折叠编辑本段形成与发展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折叠产生背景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2]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折叠兴起

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而汉朝在汉武帝之前以道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3]。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折叠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着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明末清初:

1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着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2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3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11)清末民初: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折叠编辑本段儒学领导力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当代发展儒学思想主要用于企业的管理，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是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在于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核心理念。[4]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学派

折叠程朱理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该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5]

宋朝时，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因此程朱理学成为儒学主流。朱熹作《伊洛渊源录》确立了北宋理学产生、发展、传衍的历史统绪，使之具有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的地位。

折叠陆王心学

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流派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南宋时期，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陆九渊提出“心即理“;针对朱熹“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更为便捷的“发明本心“的主张。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5]

陆九渊的哲学观点是“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经明朝王阳明发展为心学，形成了“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而陆王心学的根据则是《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明代晚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进行的义理之争转入了儒家文献的全面考证，由此产生了顾炎武的汉学。

折叠宋学与汉学

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清代儒学的主线，又因满清变成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汉学大师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戴震进而指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掺杂了释道的成分，作《原善》《诸言》《孟子私淑录》以及《孟子字义疏证》寻找纯粹的孔孟之道。

折叠编辑本段三个主义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具体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6]

折叠“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7]孔子问礼于老子

折叠“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7]

折叠“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7]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折叠编辑本段文化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折叠对东亚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着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着《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着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着《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着名朱子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