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万历的危机（1/2）

第十四章万历的危机

万历在实行“先军政治”的计划时，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大批官僚和贵族，虽然以反腐的名义把这些人都解决了，但是这50多万人的亲朋故友还有很多也是利益集团的受益者，如今没了财路，必然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的人。

所以，万历现在一般都呆在皇宫里不出去，出去也是在机器人士兵和国师的保护之下，让这些人没办法动手（国师这么牛，谁敢啊）。

但是，国师已经在万历的茶壶和酒瓶里发现过几次毒药了，搞得连万历现在吃饭都要让国师看看才放心，灭绝国师一看，这样不行，这还不把我累死，于是问万历为什么还不赶快练功，万历说有练，国师让先练百毒不侵的，万历说哪有这么快的，除非象郭靖一样喝了毒蛇的血，不过那是电视里演的，世上哪有。

国师想了想说：“还真有，不过是科技，在你的嘴里细胞内放一种解毒机器人和一种报警机器人，当然机器人非常小，肉眼是看不见的，你也不会有感觉，他们会附在你的口腔里，不会吐出去，一旦有毒立刻会向你的大脑里示警并解毒！”

万历一听，这不错，于是接受了国师的安排，结果当晚吃饭就发现菜里有毒，万历一想，得，这些人不杀光真还不行，于是命令锦衣卫和东厂立刻行动进行暗中追查。

同时升王承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通过批红的方式来分摊内阁的权利，让老王从明面上调查这些官员，看看谁最有嫌疑。

但是，还是国师最历害，不到两天就查出幕后真凶，锦衣卫和老王都是几天以后才证实国师的正确性。

原来，想要暗杀万历的人，居然不是官员，而是日本倭寇，因为万历在海运方面实行了禁海而且对运输船只实行了军管，以前也禁海，但是走私一直没什么人管，而万历不同，专门派机器人进行严格管理，机器人不近人情，严格执法，对海盗更是严历打击，发现海盗后机器人立刻发射火弹将船只摧毁，格杀勿论。

而在这个时期海盗一般是中国人和倭寇勾结在一起，做生意的同时也兼职抢劫，而万历前次将那些反对的官员全都处死，而这些官员就是与日本倭寇勾结大肆走私贩卖货物出海的同盟者。

万历不光杀了人还没收了他们的家产，这里面就有这些倭寇的赃物，而且数额巨大，数千万两的白银是这些倭寇的钱，这些人怀恨在心，而且最主要是禁海后，他们以前所获巨大利益没有了，因此这些倭寇希望借刺杀成功来改变这种局面。

当万历得知真相后骂了一句：“又是小日本，总有一天，我要在地图上把日本抹去！”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将宫中被倭寇买通的仆人和婢女全部处死，顺藤摸瓜地抓住了这帮倭人全部凌迟，到此，这件事情才算结束。

虽然处理了倭寇下毒一案，不过倒让万历想到海盗的危害，因为小冰河时期就要来了，北方的大旱天灾也快了，粮食还是一个大问题，而南洋却是一点事都没有，而且还会大丰收，粮价极低，可以从南洋买大批的粮食，运往北方，解决粮荒。

所以，要保证海上航运的安全是必须的，万历立刻让机器人组织一只运粮船队，开通到南洋的海上运输线路，当然禁海还是要的，但这个是特例。

万历知道，目前只能走孤立主义路线，如果太快开放，欧洲列强进入中国，事情就复杂了，因为国力还是太弱，现在不能树敌太多，开放只会被牵着鼻子走，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萌芽，无法与列强竞争。

现在还要造船，运输船可以直接买到，但是护卫的船只就只能改造和自己造了，目前时间较紧，先将买的船只上面装上大炮，反正有个炮厂一直没停，随时可以装运，由机器人担任护卫船的主体船员，再召些水手，基本先这样了，以后再说。

虽然事情似乎很多，但是万历知道，只要目前建奴不折腾，北方不闹饥荒，只要暂时让这两个最大问题不激化，那么大明就不会出大乱子，其他的事可以徐徐图之。所以，现在既然这两个问题都有办法不激化，那么下一步就是土地改革的大问题了，简称土改。

因为土改牵扯的面太大了，一是皇家自身就是土地的最大占有者，这等于是革自己的命，这要是处理不好，自己的统治基础就没了，番王被逼起来造反，那天下还不大乱；二是士族和勋贵占有的土地仅次于皇家；三是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也不少。

现在已经是1619年正月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好几个月万历处理其他问题都是得心应手，唯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地慎重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

虽然前面杀了50万官员都没有影响到万历的统治地位，但是那都是以别的名义处理的，因为这些官员叛国和私通倭寇被处死都是证据确凿的，而这些都是可以让天下的仕人和百姓能够接受的。

提高武将地位虽然遭到文官集团的反对，但是因为建奴的强大，百官亲眼目睹，切身的威胁也让大家能够理解皇帝采取这项措施的原由，所以文官集团虽然不乐意，但是也勉强默认，只是嘴巴上叫几句，没有什么实质的反对声。

但是如果真的开始土改，搞得不好就象王莽的新政，搞得好也就如张居正的改革，反正两者都没好下场，而且最后国家又恢复原样。

王莽新政的措施

政治方面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修改地名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如“山阳郡”更名为“巨野郡”。

冻结奴隶制度

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

经济方面

实行王田、私属制

王莽掌权后，根据古书上记载的井田制度，于公元九年颁布了一道着名的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实行五均、赊贷及六筦（管）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建兴帝王莽下令“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五均”的主要内容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cd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司市，称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五均官的任务一是按工商各业的经营情况征收税款；二是管理市场的物价，各地五均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市平”。如果物价高于“市平”，政府就将控制的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以平抑物价；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具体办法是：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以上两项借贷不收取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所借数额十分之一的利息。

强迫劳动

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建立贷款制度

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十分之一做利息。

政府干预经济

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文化方面

音乐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漏刻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只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历法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李竒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度量衡

始建国元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民族外交

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直至爆发连年战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后，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的王改封为侯，从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在一系列同西域的关系问题上都处置不当，西域诸国先是互相征伐，继而攻杀西域都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等人率兵出征西域，被西域诸国联合袭杀，几致全军覆没。

王莽将少数民族王贬为侯的命令也引起了“西南夷”的不满。封地在今云南广南县一带的句町王怒不从命，被王莽处死。于是，句町王之弟承便率众起兵，饱受王莽政权压迫的西南各族人民趁机起而响应。尽管王莽曾派几十万大军一度将句町的反抗活动平息，但西南各地的武装反抗一直延续到东汉初年。

王莽为准备对匈奴作战，在征发内地兵员的同时，还向臣服于汉的高句丽征兵。这便引起了高句丽人民的反抗。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派严尤出兵，征服了高句丽，将其改名为下句丽。

汉宣帝以来，汉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呼韩邪单于穷困来降，汉王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汉王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其下诸王之印信为“汉某某王”，以表示待以客礼而不是作为汉王朝的臣属。

王莽新政为什么失败？

主观原因

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莽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

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至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客观原因

自然灾害严重

天时对王莽改制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张居正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完全推翻了呢，这也是蜗牛要吸取的教训。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