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汉纪二（7）（1/2）

项王听说龙且战死，大惧。使盱眙人武涉前去游说齐王韩信。说：“天下人苦于秦的苛法已经很久了，因此相约共同并力击秦。如今秦已破，应该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以休士卒。然而汉王再次兴兵东向，侵夺人应得的分地，已破三秦，又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国。他的本意是不并吞天下不会罢休，他的贪得无厌也太过分了。汉王这个人太狡猾，已经在项王掌握中数次了，项王怜而活之。然而一旦得以脱死，就接着背约，反过头来攻击项王。这个人反复无常如此，实在叫人不可亲信。今日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交往深厚，为他尽力用兵，然而一定会最终为他所擒获。足下之所以直至今日还能苟且存在，是因为有项王在。当今二王的成败，全在于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紧接着他就要攻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旧，何不反汉，与楚国联合，三分天下而王之？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与汉联合击楚，我以为大凡智者都不会如此打算，不知将军有什么打算？”

韩信拜谢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划不用。因此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绶，交给我数万兵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因此我才得以至此。人家如此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也不能改变我的初衷。希望你能为我敬谢项王。”

武涉已去，蒯彻知道天下之权在韩信，就以相人之术前去对韩信说：“我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又危惧不安。相君之背，又发现贵不可言。”

韩信说：“怎么讲？”

蒯彻说：“天下初发难时，众人的目的都在亡秦而已。如今楚汉纷争，使天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骨于荒野之中者不可胜数。楚人走彭城，转斗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而兵困于京索之间，阻西山而不能进，已有三年了。汉王将十万之众，据巩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摧折败北不能自救，这说明他也是智勇俱困了。百姓罢极怨望，无所归依。据臣预料，现在的形势，非是天下的圣贤，不能息天下之祸了。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将军若能听臣的愚计，不如两利而并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以足下之圣贤，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为民众的愿望，西向为百姓请命。这样一来天下人将风走而云应。谁敢不听？这时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齐国本来就有胶泗之地。将军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会于齐了。小人听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认真考虑。”

韩信说：“汉王待我甚厚，我岂可因为私利而背叛他？”蒯生说：“当年常山王与成安君为布衣时，为刎颈之交。后来因为张堰，陈泽的事，常山王杀成安君于泜水之南，身首异处。此二人相交，可谓天下人中至为深厚的了，然而至于互相残杀，是什么原因？人生之患生于多欲，而人心其实难测啊。今日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一定不如两全二君来的牢靠。因为生活当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一定会有大于张堰陈泽的事情的，因此臣以为足下说汉王一定不会危害自己的事是错误的。大夫文种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尽而猎狗烹。足下与汉王的关系，以交友而论，不如张耳与成安君。以忠信而言，不如大夫文种与句践。这两件事足以说明问题了。愿足下深思。而且臣还听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将要因此归向何处呢？”

韩信拜谢说：“先生不要再说了。我将考虑这件事。”过了数日，蒯彻再次见韩信说：“善听，事情才有成功的机会。仔细考虑计谋，才能使成功变成可能。听过计失，而能保持长久的安宁，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遇事只有当机立断，不要在乎毫厘之小计，才能成功。遇事优柔寡断，事情已经决定但不敢去实行，徘徊观望。这可是百事之祸的开端。功业，难成而易败。天时，难得而易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王终不能夺我齐国。最后决定谢过蒯彻，不采纳他的意见。蒯彻因离去佯狂为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