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计划生育和超生的痛苦（13）（1/2）

在我的童年时代，计划生育也是一个让我感觉到，无尽屈辱和痛苦的名词。

我是一九八三年出生，那时候东北已经开始执行计划生育了。

我是家中老小，自然属于超生的范围内。

而超生就是要罚钱的。

但是家里穷啊，连父亲的医药费都付不起，哪里还有钱交计划生育的罚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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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那一年，当时的向阳屯里，包括母亲在内，一共有七个妇女，同时被拉到了镇里的卫生院，打算要做人流。

但是父亲不同意，听到消息以后，立马赶到卫生院把母亲给拉了回来。

也就是说，只差一点点就没有陈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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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母亲带头回来，然后其他几个妇女，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村子里，有六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欠父亲一条命。

这六个孩子中，有两个和我同岁，分别是李志敏和陈立辉；另外四个比我大一岁，分别是于成金、于成荣、于成龙和李世超。

这几个人，我们以后可能都会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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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的计划生育罚得真是狠，即便没有钱也要罚。没钱就拉粮食、肥猪、牲口、农具和桌椅板凳。

印象最深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晾晒在屋顶上的向日葵子也就是常说的瓜子，是几个工作人员自己动的手，从屋顶上把葵花籽袋扔下来，然后用拖拉机拉走了。

这一次娘哭了，我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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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家里的一张桌子，一张非常漂亮的父亲用胶合板做的吃饭桌，上面还蒙了一层红色的皮革。

那张桌子非常轻，搬起来非常方便，我写作业的时候非常喜欢用它。

村子里有红白喜事，也都喜欢用它记礼账。

这一次只有我哭了，娘没跟着哭。因为一张桌子就算再值钱，也不可能值钱到哪里去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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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玉米，装在风干仓里，还没有脱粒的玉米。

几个人开着拖拉机，直接就朝车斗里装。

这一次娘哭了，我也哭了，然后罚款的人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