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四章 打一仗？（1/2）

白里端来午膳，一盘肥羊炖，两碗羊骨头汤，几张烙饼，一坛酒。放在山东六国，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了，而在秦国，只要有肉，便算是丰盛。那坛酒被卫鞅退了回去，言道公务期间不饮酒，君上与我以身作则。

嬴渠梁不会介意，反而凛然听从，说道：“左庶长，我今日来，和你商议几件事情。司商高粱来寻我，说到司商开府，左庶长好魄力，我一力赞同。还有常氏商社发现了铁矿，对于秦国是天大的好事，韩国有铁矿，我秦国也有铁矿，对秦国的根本强盛，起决定性作用。高粱已经向你禀报，我想问左庶长，对于此事，有何看法？”

卫鞅道：“事关国家战略，当有君上决断，我无权干涉。”

嬴渠梁略一思索，微微点头，心中已有成算。

这句话，卫鞅跟高粱说过，想必高粱也向嬴渠梁禀报了左庶长的意见。嬴渠梁这时询问卫鞅，既有投石问路的意思，也想完全领会卫鞅的真实看法。同样的一句话，听的人不同，得到的信息也大相径庭。嬴渠梁显然比高粱要高两个层次，略一沉吟，便领会了卫鞅的意思。高粱所理解，仅仅是卫鞅不干涉而已。嬴渠梁却听出了几个更进一步的意思，卫鞅首先肯定了铁矿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事关国家战略，只要依照这一原则，剩下的就是怎样把握其中的尺度了。其次是，强调责权分明，君权和行政两架马车齐头并进，责权分明作为两人之间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指导思想。

另外还有深层的意思，卫鞅在涉及入秦各家巨商重大事项上面，不作干涉，并且断然成立司商府，这个举动让嬴渠梁也甚为感动。秦国如今的很大部分官员，包括左庶长卫鞅，都是山东各国来人，三大商社以及其他一些小商社，也都来自山东。司商府从左庶长府剥离出来，由秦国人高粱掌控，这不仅仅是表明不谋私的态度的问题，而是在制度上杜绝了外来官员与商社勾结牟利。五万金以上由上大夫批准，十万金以上有左庶长批准，事关国家战略由国君决断，层次清晰的核准机制，是官商分离的基础，非但外来官员，老秦人官员也难以扰乱吏治。

嬴渠梁的猜测，三家巨商和卫鞅是有牵连的，至少背后都是因魏国老相国白圭而入秦。主动放弃为商家谋利的机会，即便是合法合理的利益。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时代，国家的主导力量皆由世族、家族构成，举国上下谁不是以家族利益为重，这等做法，非但可以说是难得，甚至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开创职业官员先河。

所以，嬴渠梁才会投石问路，隐含的提出给卫鞅田地补偿，当然也是有意给所有外来官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偿。

不出卫鞅所料，嬴渠梁果然说道：“第二批法令，我已看完，左庶长以为，何时颁布最为合适？”

第二批法令，主要是官爵制，郡县制，税制，小家庭制，以及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的秦律。

已经颁发的军功制，农爵制，其实也包含了官爵制的部分内容。而完全的官爵制，远远超出这两项涉及爵位法令的内容。按照卫鞅的设想，理顺全国行政体系，实行二十级爵位，官位和爵位分离。官位用来明确职权，爵位积功而得，类似于军职和军衔的关系，或者是行政职位与行政级别。同时，针对战国的特点，放宽了官位和爵位之间的对等关系，让职位侧重于职权，爵位更纯粹的表达荣耀。基于重赏重罚的理念，把重赏的手段，放在爵位上面。一个官员领两份俸禄，一份是职位俸禄，一份是爵位收入。

嬴渠梁所指的，重点是官爵制。从山东入秦的官员，只授予官位，不曾授予爵位。这个做法的最初打算，是减弱了反对变法的声音，也初步明确论功授爵的原则。而如今，外来官员只得到一份不算多的官位俸禄，嬴渠梁考虑用合适的方式，在他们立功进爵之前，让他们在生活上能安心。否则秦国艰苦，难保有人承受不了，待不下去。卫鞅拒绝了，除了表明他的态度外，也表达了他的判断，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是以，嬴渠梁也不坚持。

卫鞅道：“君上的意见怎样？”

嬴渠梁笑道：“我问你的意见，你反过来问我了。”

卫鞅也笑，而后正容道：“我初步打算，明年开春后，或夏忙后。只是其间几桩难处，让我委实犹豫不定。其一，官爵制，包含一项内容，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必遭遇强烈的反对。其二，郡县制，我已下了严令，各地官员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杜绝私斗，若是早早推行郡县制，官吏调动，民众适从需要时间，容易导致私斗的发生。其三，第一批法令的核心是激扬正气，一改民风所向，因而官爵制，务必及早推行，有利于完善军功制和农爵制。其四，秦律严厉，法治观念尚未深入民心，民众一时无法接受，早早推行，执法难度过大。其五，税制改革，消除杂物纳税的旧法，推行粮食与钱币结合的税收方式。如今，秋粮已入仓缴纳，重点就在钱币税收。而市面流通货币总量太少，若是钱币流入国库，恐怕引发市场混乱。并且，税制改革需在废除世卿世禄制之后，否则钱币大量流入各世族、封主，对国库是极大地遭难，后续变法的难度也极大地增加。”

嬴渠梁听完，表示赞同，说道：“这五点，也正是我所思虑的。”

卫鞅道：“我也有过想法，将第二批法令分两次施行，比如先颁发小家庭制，官爵制也一分为二，加上秦律，其余法令作为后续。然而，各项法令相依相存，推行时机多有矛盾，不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