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2章 东宫西宫(四)(2/2)
丁日昌在马新贻遇刺前离开十分可疑。王家璧为此再次上奏说:“此其尤著者,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或其子妄为而该抚不知,抑或与知而乘其驶赴天津,可以使人不疑,均难悬揣。”一针见血地指出丁日昌赶赴天津是有意要避开嫌疑。
尽管丁日昌有种种证据,可以证实他确实因公事才离开两江,并非刻意制造不在刺杀马新贻现场的证明,但朝野上下沸沸扬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丁日昌的大有人在。流言蜚语满天飞,丁日昌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尤其是他到达天津后,奴相毕露,更加明目张胆地卖国求荣,比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被人称为“丁鬼子”。天津人还四处张贴告示,揭露他在江苏巡抚位上种种贪污丑行。
丁日昌看到时论的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急忙离开天津,火速赶回苏州。回去后也是如坐针毡,见到曾国藩始终在京城磨磨蹭蹭不起程,实在按捺不住,上奏请求朝廷敦促两江总督曾国藩尽快到任。
丁日昌是湘军一系的人物,曾是曾国藩的幕府和亲信,他上奏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曾国藩来江宁主持刺马案,局面会对自己更加有利。不过这道奏折倒也十分合慈禧太后的心意,立即下旨督促曾国藩起程赴任。
就在丁日昌日夜忧叹的时候,其母突然去世,他需回广东老家丁母忧。朝廷下谕旨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漕运总督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此时,曾国藩正在回任两江总督的路上。
这一版本除了丁日昌是否刺马主谋尚待商榷外,其他均为真事,顺理成章,是唯一得到了朝廷官方讨论的说法,看起来较为可信。尤其曾国藩先是推辞两江总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迟迟不到江宁,态度之暧昧,实在令人起疑。由此一来,“督抚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雾。
又有传闻说,在马新贻被刺前几天,江宁府衙门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还盖着大印,不过印文模糊,看不出来是哪个衙门所发。把门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门房。门上接收后先登记在册,再送进位于内署的签押房——这里是马新贻日常办公的处所。马新贻打开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他醒悟过来后,立即派人赶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来人却已经不知去向。
日复一日,刺马案的头绪也越来越多,盘根错节,牵涉太广。仅以上五种传闻,就牵扯上了回王、湘军、天地会、洋教士、陈国瑞、醇亲王以及丁日昌。
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来,五种版本中,“渔色负友”说和“私通回匪”说如果是真的,将有损马新贻声誉,朝廷和马家人都不会满意,因此无须追查;如果是假的,当然更加不必追查。“为天地会复仇”说牵扯到了湘军,他也绝对不会追查。“洋教”说牵扯到洋教士和醇亲王,情节更是复杂,讳莫如深;他曾国藩一生就败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亲王不仅是皇叔,还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当然更加动不得。至于“督抚不和”说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那丁日昌为什么要在刺马前一天赶到天津?他曾国藩不是有极重的同谋嫌疑么?所以,此说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结,只会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还是之前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最为妥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不再追查,仍照张之万、魁玉奏报所拟罪名,比照谋反叛逆上奏。
关于刺马一案,张之万、魁玉、曾国藩、郑敦谨四位大员反复公开强调说:“毫无确供。”既然没有准确的口供,为什么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给张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后对张之万和魁玉的奏结大加训斥,十分不满,等看到曾国藩几乎相同的奏结后,她终于明白了,刺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这口气必须得咽下去。她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以及稀里糊涂的审案结果。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式肯定曾国藩、郑敦谨的奏结,以“张文祥潜通海盗图谋报复”定案。这份漏洞百出的奏结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谳,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离马新贻刺杀的日期--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整整过了半年之后,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小营刑场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马新贻四弟马新祐为了增加张文祥的痛苦,定制了一把刀、一把钩,交给刽子手作行刑之用。凌迟重刑,数十年难得一见,有人说只“扎八刀”,有点脔割的意思就行了,有人说要用“鱼鳞剐”,一片片细切。而张文祥则是介乎其间,用定制的钩子紮住皮肉往上一拉,快刀割切,钩一下,割一下,自辰至未,方始完事。在残酷的处刑过程中,张文祥始终未出一言,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他的名字却在史籍中被刻意改为“张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盗的身份,有蔑视他的意思。
受到牵连的还有不少人。张文祥的儿子张长福时年十二岁,也受到牵连,被阉割后发往新疆为奴。其女张宝珍、张秀珍因许嫁已定,并不知情,各归本夫。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因疏于防护,被革去提督衔,降二级调用。把总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职罪名被斥革。
刺马案久审不能结案,刺客供词闪烁,主审官员含糊其辞,前后审案官员多达五十余人,每次奏结均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一时流言纷纷,各种传闻迭起,飞短流长,更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当年袁世凯年仅十五岁,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参与会审的嗣父袁保庆(本为袁世凯叔父,袁世凯被过继给他为子)探询。
本书收有关此案的小说两种。一是平江不肖生的《刺马详情》选自他的名著《江湖奇侠传》。据平江不肖生说,他对本案的详情,是从郑敦谨的女婿口中所得。而郑敦谨的女婿,则在郑敦谨审问张文祥时,在屏风后面偷听到的。其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但读来娓娓动听,合情合理。读者不仅可以借以知道刺马案的详情,还可同时知道火烧红莲寺的来龙去脉,真是一举两得。
另一种是佚名著《张文祥刺马》,所述与平江不肖生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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