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0章 重定理学(上)（1/2）

( ) 名可秀儒宗地位的确立,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事。( )

首先,对理学的影响很大。

“理学”是卫希颜提名,名可秀定义。最初是因凤凰书院内各学派思想的百家争鸣碰撞而萌生,建炎六年正式创名立为学派,当时名可秀对“理学”的定义是:

“理者,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

又概定理学“三分”:上曰天人之理,即天道;中曰道德性命之理,即人道;下曰格物之理,即物理。

其中,格物之物理,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械,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儒家又称为“百工之学”。

大宋很重视“工”,因有辽、夏的边患威胁,但对内又重文抑武,所以比起前朝历代都更依赖于军器的犀利和守城工械的防御力量。但是,“工”毕竟是旁门左道,不比正统儒学,士子入仕还是要读儒经经科考道路的,所以即使有这方面天赋的士子很多也会弃之不学。

最初凤凰书院设格物学科时招生人数很少,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建炎新政的工科制举才刚开一年,对士子的影响还不大。直到工科制举陆续考了三届之后,进入格物科的学子才渐渐增加了。

后来,随着理学的名声扩大,包括:格物学科出的成果应用到军事、农事和工事上,受到朝廷不少表彰;理学的学者们在有影响力的论刊和报纸上陆续发表文章宣扬学说,又与其他学派进行辩论,宣扬理学;以格物和自然认识为主的《自然》杂志的读者群越来越大;后来新创的《探索》杂志引起的探索者团队的火热,等等,这使理学名声宣扬的同时影响也日益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学子加入到格物学科。

至大宪十二年时,理学创建已达二十年,从最初幼嫩的花骨朵长成了历经风霜的花树。

但是,与新学、程学、温学这三大学派相比,理学还是弱势学派。

虽然理学的名声已经很广,影响范围也很大,但是真正尊崇理学的儒生却不及新、程、温三学。

一个主要原因,就在格物之理上。大多数儒家不认同理学的格物之理是儒学,对此一直有攻讦,包括书院内的很多儒经夫子都不认同,而外部大环境更是重经义轻物理。另外,《自然》杂志扩大格物学科的影响的同时也给理学带来一个负面影响——使天下读书人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理学就是“格物之理”的学派,而理学的究天人之理和道德性命之理反而被忽视了,或者说被格物之理遮蔽了。

这对理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作为理学三位学派领袖之一,名可秀不由反思,对理学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

在理学高层的讨论会上,苏澹、蔡发这两位学派领袖认为理学太全了,形而上、中、下三者皆具,这使理学的包容性很强,但是,万有不齐,物理自然不同,如何从物理各异之中求得一个统一的天理?这是理学还没能解决的问题。

苏澹道,天理是一,而物理是多,在现实的存在之中,如何从这物理之多中识得天理之一,如果用格物致知的方法,就事事物物去穷理,以期用力久之,而一淀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这显然是主观的唯心论,易陷入自大、狂妄。

蔡发道,从物理中见天理,从主观唯心上来讲是可行的,但是在存在的实践中根本就是无效的,人生有限,如何可穷尽物理,又将不同物理贯通为一?这完全是思想的事情,而不是存在的事情——“格万物而致知天理人性”,只是在思想逻辑上合理,在实践中却无效。

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这几位理学执事则从另一个方面讲显现的弊病——因格物致知物理较之格物致知天理、道德性命之理更易出成果,目前在格物学子中已经出现了重物理而轻道德心性的迹象了。

为此,苏澹认为,为了理学的发展,并使学子思想不入歧途,应将“格物之理”剔除于理学之外。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等人则反对,认为这会使正在兴起的格物学科遭受很大打击,本来就是“少数人的学科了”,很可能经此重新陷落下去。

两方各执意见,在理学内部引发了争论。

事实上,这个争论不仅仅是涉及“格物之理”在理学的去留,其实质是争论格物致知的内涵意义,以及形而上下的道器、体用之争,这两者都是儒家一直争论的议题。

其中,道器、体用,说的都是一件事。

孔子《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称为道、体;形而下的器是具体事物和现象,称为器、用。

理学内普遍认同,形而上之道寓于形而下之器中,所以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是,在二者的先后关系以及是否可分离上,学派内产生了分歧。

苏澹、蔡发、金安节、苏行冲、陈子卿等人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道主宰器,形而上在形而下之先,因此:虽然道在器中,体在用中,但二者不相杂,可以分离。

沈元、陈旉、陆宸、周执羔等反对派则认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器是形而上之道的基础,因此:道不离器,体不离用,不能分割,唯有主次。

因为学者们的分歧,理学内部分成了三派,其中没有明确表态的一派是中立派。

名可秀属于没有明确表态的中立派,但在两派的争论中,她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碰撞、反思和转折。

理学内部的争论持续了三年,直到蔡发去世还没有定论。因为学者们的分歧,已经对理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虽然这个影响还没有显形于外,但内部学者团体已出现了对立的迹象,如果不解决这个争端,很可能会造成理学的分裂。

名可秀这些年一直在著写《中庸正义》,但并不是闭门造车,理学的两个议题之争她一直在关注,随着她中庸思想的深入,也在反复思考她释义的格物致知和理学的道器之争。

与其他学者相比,名可秀有一个长处,就是宏观与系统能够很好结合,也即是说,她的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结合比任何一位儒家学者都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