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4章 稷下盛会(四)（2/2）

太学祭酒金安节接过他的话道:“何曰礼法?一则依礼制法,二则礼中有法。法中,又有刑法。王道可离礼法焉?”儒家认为礼为仁道,法为霸道,金安节这话即指王道中本就有霸道。“扶善惩恶是义刑,吊民伐罪是义战。兵戈固然不能妄兴,然推仁于万邦,戈止亦不可取。若外邦禽兽当道,暴.政为行,中国偃戈与禽兽谈仁,何如与虎豹相谋?”

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晊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晊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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