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清明纷纷（2/2）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工业化原型。

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

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

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脓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脓为主的农村结构。而小脓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脓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韧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

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脓;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脓。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

自1840年代五口通商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并且直到如今仍在进行中。在这一阶段的早期,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大量粮食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

于是南宋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到19世纪末已由中叶的6.9回升至7.7。此后又进一步加速,在不到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城市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

在1980年之后,随着政策的推动,尤其是解除了人口流动的严苛限制,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更大规模地发展,到2009年,不到30年的时间里城市人口再次翻了一番,从22增加到46.6。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前面的理论: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制约城市化发展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古是为了知今,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这是接着上篇资料章的内容,摘自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作者有话要说:这是资料章,请在正文更新后,再回看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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